悲哀的是，我覺得我永遠都不能從這惡夢中回復過來。每天我都在想念我的兒子，那個我不能見，不能觸碰的兒子。Christopher也為這事十分痛苦，他問我：「寶寶在哪裡？為什麼我們不能見他？」我坦誠地告訴他實情，但沒有告訴他牽涉的人是誰。剖腹產的第二道疤痕提醒我我失去了什麼。更別提我因這些創傷而發展出的抑鬱症和焦慮症了。代孕使我們原本美好的家庭破裂。這次代孕成為我們家骯髒的秘密。我擔心我兒子發現我是他生母時他會怎樣想、他會被告知什麼謊言。但無論如何，我親愛的Mitchell，你永遠在我心裡，我非常愛你。
近年，AI人工智能大受歡迎，各行各業爭先研究如何應用AI，以獲取最大效益，連生殖科技工業也不例外。以往，由生殖中心的醫生及客戶挑選可以活下來的胚胎，丟棄或雪藏其他有潛在生命的胚胎，一直帶來不少道德爭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現時有澳洲生殖中心在進行IVF(試管嬰兒) 期間，採用AI來挑選胚胎，旨在提高胚胎的選擇率和成功懷孕的機會，並減少過程所需的時間和治療成本。但某程度上這是交由機械人來決定人類生死，令人心寒。
在生殖工業使用AI引發的倫理問題
莫納什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文章，發現使用AI輔助生育治療會引發重大倫理問題，有待解決。[1]
雖然機器學習工具(machine learning tools)可以改善人類胚胎移植的選擇，提高成功懷孕的機會，並減少過程所需的時間和成本，但仍有無數的擔憂，包括非人化(dehumanizing)客戶的風險、演算法偏見、透明度，以及獲取方式是否公平(equitable access)。
據報聯合國豁下一個工作組2025年初發表報告，要求各國政府限制醫護人員以良心或宗教為由拒絕施行墮胎。報告主張強制所有醫療機構均需提供墮胎服務，包括有宗教背景所成立的醫院。本文除了指出相關文件的主要政策倡導，亦都討論聯合國在全球不同社會脈絡中施行決議的衍生問題。
在聯合國「消除對婦女和女童歧視工作組」的網頁上暫未搜尋到報告。但翻查資料，該小組在2024年7月已在《以良心拒絕墮胎：主要關注》（Conscientious Objection to Abortion: Key Considerations）的指導文件中，曾發表類同的主張。
202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案中推翻了 《Roe v. Wade》案，結束了近五十年來「無咎墮胎」作為基本權利的做法，獲標誌為「後Dobbs」時代。
# 「不墮胎…那怎麼養？」
推翻墮胎權的道德責任，延續到怎樣支持出生後的新生命。《Dobbs》的裁決僅僅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透過政策，為家庭育兒和兒童基本權利提供實質支持，從「反墮胎」過渡到「撐生命」。此外，在全球已發展國家面臨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支持生育和育兒已成為各國施政方針之一。正如國際人權宣言所述，家庭是社會的基石。穩定的雙親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心理健康及經濟地位有顯著的良好作用。
多種因素均顯示，社會需要更深入的育兒和家庭政策。然而，應該如何落實？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家裡只有媽媽和2位非常關心我的教父母（godparents）。我一直都知道我缺少一位親生父親。從5歲起，我就要常常向我的朋友解釋，為何我沒有爸爸。我很喜歡這個狀況，因為作為小孩的我，我可以得到關注，幾乎不會感到空虛。直到我在青春期開始焦慮發作，我開始怨恨我的母親。
我發現她選擇了匿名捐贈者（anonymous donor）。當我問她這件事時，她說因為她是女同性戀，所以不想讓我的（精子）捐贈者爭奪監護權。
一個念頭幫助我度過了青春歲月，就是當我滿18歲時，我就可以拿到（編按：關於身份的）捐贈卡（donor card）。即便如此，我也不關心我的父親是誰。但確實如此，我想知道他長什麼樣子。我知道這看起來很卑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開始吞噬我。我無法忍受，我心裡一直充滿憤怒。這就是我對自己存在的真實感受：憤怒。
根據LifeSiteNews報導，奧地利維也納洩漏一份文件，左翼政黨希望將墮胎無限制合法化，並在墮胎診所的周圍建立「緩衝區」（buffer zones）。
奧地利人民黨 (ÖVP)、社會民主黨 (SPÖ) 和自由黨 (NEOS) 的聯合談判失敗。會議紀錄顯示，SPÖ 和 NEOS 目標為「保障奧地利所有婦女的自主生活和身體完整」。SPÖ要求自由合法地墮胎和避孕，不規定妊娠週數的限制，讓胎兒在出生前都可以隨意墮胎。
現時奧地利墮胎仍受法律規管，非法墮胎視為犯罪行為。但懷孕12週內，經診斷而墮胎，孕婦和醫生可以免受刑罰。
SPÖ還要求在墮胎診所周圍建立類似於英國的「緩衝區」，立法禁止人們在診所外，以任何一種形式影響孕婦進行墮胎的決定。
NEOS 希望允許家庭醫生（general medical practitioners）開出墮胎藥，並在女性服藥期間和服藥後使用遙距醫療……
代孕母懷疑違約，夫婦決定殺胎
有一天，可怕的事就發生了。那天太太照常滑手機在Instagram看看代孕母的近況，忽然
看見一條影片──代孕母在喝看似是龍舌烈酒的飲料。
夫婦二人晴天霹靂，立即找代孕母對質。代孕母解釋說那只是水，不是酒。但夫婦二人不相信她。
榮嘉夫婦：「經過從長計議，我們認為殺掉20周的孩子是最好的決定。」他們說：「這是個艱難的決定，但因為我們之間的信任已經失去了，我們不肯定代孕母還有做些什麼事。」
夫婦要求代孕母墮胎，因為她違反了合約。夫婦說：「幸好我們的代孕母是明白事理的人，她尊重我們的意願，因此我們就此作罷。」……
美國Elliot Institute的Dr. David Reardon重新分析該研究所採用的丹麥國家醫療紀錄，延長觀察期至墮胎後的九至十二個月，並發現關鍵數據：首次墮胎的女性在九個月後，首次接受精神健康治療的風險顯著上升，尤其是人格與行為障礙（增加87%）以及神經性壓力相關障礙（增加60%）。這一結果直接推翻了先前研究「墮胎無害」的結論，並與其他長期研究的發現一致。
如果胎兒懂得說話，會對施行墮胎的醫生說甚麼呢？
一場震撼人心的對話，由YouTube頻道「Live Action」推出。其團隊制作「Face to Face」系列影片，將墮胎醫生和險遭墮胎而喪命的人兩者聚首一堂，揭露「墮胎」這個冷冰冰的詞語背後的真相。
墮胎倖存者是甚麼？女士親述如何在死亡邊緣存活下來
（文：招雋寧）
美國2024年總統大選在即，胎兒生命權，亦即墮胎問題是其中一項熱議議題。傳統上民主黨人持支持女性應有墮胎的自主權，認為「女人的命運不受男人或胎兒所支配」；共和黨人則傾向擁護胎兒的生存權利，因為「胎兒是最弱勢的人類」。
這是個極為情緒化的議題，正反雙方往往都會拋出深刻及悲慘的事例來支持自己的主張。支持女性墮胎權的案例，通常是女性受到經濟壓力和家庭狀況而需要墮胎、甚或更極端的因姦成孕、胎兒極度殘缺危害母親性命或亂倫等。不過，這些案例實際上有多大的相關性是成疑的，因為許多持中間立場者，甚或共和黨人都會同意，應該讓處於極端處境的女性墮胎。他們關心的是一般情況下的墮胎法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