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反代孕？一個兒童權利、女性主義與成人中心主義的反省

代理孕母，就是委託有能力懷孕的女性，代為懷胎。委託人可選定某一對精子和卵子，透過醫學科技進行授精，並以針藥調整代孕母的荷爾蒙和子宮狀態，以容許授精卵著床。懷胎十月期間，代孕母將受到監控，以確保受委託所製造的胎兒，獲得母體最佳的孕育－－或說不受母體的不良影響－－產下嬰兒後，委託人就可接過嬰兒成為自己的後代；而代孕母則完成委託任務。如果是獲聘的則獲取工資，如果是義務的大概就獲得一些稱譽。

代孕極具爭議，許多國家都不容許國內施以代孕－－也就是說在國外就管不了。所以有不少情況是富人在外國代孕，回到本身居住的地方，然而遇上法規瓶頸，在法律上不容易確認孩子與母親和與父親的關係。

「墮胎無害論」能消除哀傷嗎？研究揭示價值衝突與延續哀傷的關係

2025年一項研究指出，接近四成曾失去胎兒（包括墮胎及自然流產）的女性，即使在事隔二十年後，強烈的負面情緒仍未消退，並持續影響其日常生活。

研究於《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Obstetrics & Gynecology》發表，由長期關注墮胎課題的David Reardon所進行。他以隨機方式調查1,925名41至45歲美國女性，在受訪者不知主題的情況下，研究人員收集他們對於自然流產與墮胎後哀傷的程度及長期影響。接近四成受訪女性表示，他們因失去胎兒相關的強烈負面情緒，至今仍然持續存在，即使距離事件已超過二十年。

都2025年了，還在爭論是否開放代孕嗎？歐洲和聯合國已呼籲廢止代孕

在台灣《人工生殖法》修法討論升溫的同時，兩則關於同志跨國代孕的新聞掀起關注。一則是兩名台灣男同志在烏克蘭、哥倫比亞失敗後，最終在墨西哥找到兩名代孕母親，協助他們誕生四名嬰兒。他們以影片日誌方式分享成家喜訊，想呈現溫馨時刻，卻換來輿論反彈。批評者質疑他們忽略代孕母親的處境，又令人覺得這是「為刷流量而買小孩」。

【生殖科技的故事】不再隱姓埋名：我如何遭誘騙去當卵子捐贈者—— Maggie（USA）

通常藥房的處方藥包裝上會寫著藥物的化學反應、副作用和風險。但是醫生在診所交給我的藥上雖然有標籤，但標籤上卻沒有額外的資訊或警告。我最後選擇相信他們，因為他們是專業的醫護人員，所以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他們愛我。我當時不知道生殖醫生看卵子捐贈者時，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代表大量鈔票的無名女性。他們完全不在乎這些女性。捐贈者的價值只在於她們的卵子。當她們的卵子被抽出後，她們就像垃圾般遭遺棄。這就是當匿名捐贈者的危險之處。對醫生來說，當你被使用完和支付薪金後便會離去；而所謂的受贈者來說，你只是資料夾中，眾多女性捐贈者中的一張無名照片。

【生殖科技的故事】痛苦的家庭連結：我還能再見到我的兒子嗎？——Odette（澳洲）

悲哀的是，我覺得我永遠都不能從這惡夢中回復過來。每天我都在想念我的兒子，那個我不能見，不能觸碰的兒子。Christopher也為這事十分痛苦，他問我：「寶寶在哪裡？為什麼我們不能見他？」我坦誠地告訴他實情，但沒有告訴他牽涉的人是誰。剖腹產的第二道疤痕提醒我我失去了什麼。更別提我因這些創傷而發展出的抑鬱症和焦慮症了。代孕使我們原本美好的家庭破裂。這次代孕成為我們家骯髒的秘密。我擔心我兒子發現我是他生母時他會怎樣想、他會被告知什麼謊言。但無論如何，我親愛的Mitchell，你永遠在我心裡，我非常愛你。

當AI插手生殖科技 | 生殖中心使用人工智能決定人類胚胎生死引發重大倫理擔憂

近年，AI人工智能大受歡迎，各行各業爭先研究如何應用AI，以獲取最大效益，連生殖科技工業也不例外。以往，由生殖中心的醫生及客戶挑選可以活下來的胚胎，丟棄或雪藏其他有潛在生命的胚胎，一直帶來不少道德爭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現時有澳洲生殖中心在進行IVF(試管嬰兒) 期間，採用AI來挑選胚胎，旨在提高胚胎的選擇率和成功懷孕的機會，並減少過程所需的時間和治療成本。但某程度上這是交由機械人來決定人類生死，令人心寒。

在生殖工業使用AI引發的倫理問題
莫納什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文章，發現使用AI輔助生育治療會引發重大倫理問題，有待解決。[1]

雖然機器學習工具(machine learning tools)可以改善人類胚胎移植的選擇，提高成功懷孕的機會，並減少過程所需的時間和成本，但仍有無數的擔憂，包括非人化(dehumanizing)客戶的風險、演算法偏見、透明度，以及獲取方式是否公平(equitable access)。

聯合國工作組倡導自主墮胎權兼論聯合國議決的偷龍轉鳳操作

據報聯合國豁下一個工作組2025年初發表報告，要求各國政府限制醫護人員以良心或宗教為由拒絕施行墮胎。報告主張強制所有醫療機構均需提供墮胎服務，包括有宗教背景所成立的醫院。本文除了指出相關文件的主要政策倡導，亦都討論聯合國在全球不同社會脈絡中施行決議的衍生問題。

在聯合國「消除對婦女和女童歧視工作組」的網頁上暫未搜尋到報告。但翻查資料，該小組在2024年7月已在《以良心拒絕墮胎：主要關注》（Conscientious Objection to Abortion: Key Considerations）的指導文件中，曾發表類同的主張。

推翻墮胎權後「後Dobbs」時代的家庭政策支援新生命

2022年美國最高法院在《Dobbs v. Jackson Women’s Health Organization》案中推翻了《Roe v. Wade》案，結束了近五十年來「無咎墮胎」作為基本權利的做法，獲標誌為「後Dobbs」時代。

# 「不墮胎…那怎麼養？」

推翻墮胎權的道德責任，延續到怎樣支持出生後的新生命。《Dobbs》的裁決僅僅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透過政策，為家庭育兒和兒童基本權利提供實質支持，從「反墮胎」過渡到「撐生命」。此外，在全球已發展國家面臨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支持生育和育兒已成為各國施政方針之一。正如國際人權宣言所述，家庭是社會的基石。穩定的雙親家庭對孩子的教育、心理健康及經濟地位有顯著的良好作用。

多種因素均顯示，社會需要更深入的育兒和家庭政策。然而，應該如何落實？

透過人工授孕而自願成為單親母親她們的孩子仍然渴望父親的愛

在我的成長過程中，家裡只有媽媽和2位非常關心我的教父母（godparents）。我一直都知道我缺少一位親生父親。從5歲起，我就要常常向我的朋友解釋，為何我沒有爸爸。我很喜歡這個狀況，因為作為小孩的我，我可以得到關注，幾乎不會感到空虛。直到我在青春期開始焦慮發作，我開始怨恨我的母親。

我發現她選擇了匿名捐贈者（anonymous donor）。當我問她這件事時，她說因為她是女同性戀，所以不想讓我的（精子）捐贈者爭奪監護權。

一個念頭幫助我度過了青春歲月，就是當我滿18歲時，我就可以拿到（編按：關於身份的）捐贈卡（donor card）。即便如此，我也不關心我的父親是誰。但確實如此，我想知道他長什麼樣子。我知道這看起來很卑微，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它開始吞噬我。我無法忍受，我心裡一直充滿憤怒。這就是我對自己存在的真實感受：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