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義的婚姻如何改變「親職」和「家庭」的定義。
關注代孕工業、維護兒童權利的浮絲德(Katy Faust)於2025年8月發表評論，指出當法律重新定義「婚姻」時，同時重新定義「親職」二字。當丈夫和妻子在婚姻法中成為可剔除的選項時，母親和父親在親職中的角色也變成可有可無。
現時全球已有38個國家將同性婚姻合法化，這措施不但無法強化兒童被「親生父母」所認識與愛護的保障。反之，剝奪了文化與法律上兒童屬於「親生父母」的權利。如果你讀過那些孩子被母親或父親拒絕建立關係的故事，你就知道結果往往是毀滅性的，而且這影響是持續一生之久的。
稍有留意同性伴侶撫養議題的人，都會認識Mark Regnerus這名字。這位美國德州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早在距今13年前，在2012年時率先發表了家庭結構的比較研究，比較同性伴侶與其他家庭結構下撫養的孩子，在身心成長方面的普遍差異。先不說研究前提在同志運動當道下有多政治不正確，他當時的研究結論是，已婚原生父母撫養下的孩子有更好的成長，這引來支持同志（pro-gay）一方的強烈攻擊。可幸Regnerus多年至今，仍沒有因此收回他的研究結果，繼續讓數據說話。
早前兩篇文章提到，當霍爾曼分析帕梅拉(Pamela)的個案時，她認為同性性吸引由先天及後天因素互相交錯的影響下而形成的（第一篇文章），以及指出不少SSA女士（有同性性吸引女士，Female with Same-Sex Attraction）與母親有依附問題與身份不認同的情況（第二篇文章）。今文將簡述一下霍爾曼對於帕梅拉與父親關係的分析。
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VCAT)*裁定基督徒醫生Dr Jereth Kok專業失德。不過，Dr Kok的「專業失德」與醫療上的失誤無關，而是由於他的個人言論不「政治正確」。
VCAT裁定Dr Kok專業失德的原因是什麼？根據在法庭上代表Dr Kok的人權法律聯盟(Human Rights Law Alliance, HRLA)，過去12年間，Dr Kok在社交媒體上批評墮胎、性別意識型態和新冠疫情政策。而VCAT認為Dr Kok在社交媒體分享的內容有「不尊重」和「貶低人」的意味，且帶有偏見，並煽動人質疑新冠疫苗的效用。
究竟這位醫生發表了甚麼言論？以下是他的其中五宗「罪過」：
輔導教育專家珍妮爾·霍爾曼博士(Dr Janelle Hallman)曾出版 The Heart Of Female Same-Sex Attraction: A Comprehensive Counseling Resource （中文試譯：《女同性性吸引的內心世界：全面輔導資源》）一書，為願意為有女同性戀掙扎的基督徒提供輔導的人士，作出指引。[1]
上回提到，當霍爾曼分析帕梅拉(Pamela)的個案時，她認為沒有單一原因可以解釋到為何一個人有同性性吸引，而是一個人受著先天及後天因素互相交錯下的影響下以來的。今文將簡述一下霍爾曼對於帕梅拉與母親關係的分析。
史提芬諾華詩(Dawn Stefanowicz)由同性戀父親養大，她曾接受同樣是由同性戀養大的羅比斯(Robert Lopez)的訪問，當中提到她的成長經歷，如何影響她的性別認同及戀愛態度，以下內容摘錄及整合自她的說話：
因著自身背景，我找不到歸屬感。
我不同意由同性戀伴侶養大的孩子（同二代）與其他人沒有分別
我不認同COLAGE(“Children of Lesbians and Gays Everywhere”)，也不認同APA （美國心理學會），他們說同性戀伴侶養大的孩子（同二代）與其他人沒有分別。那影響是長遠的，短期內未必看得見。但我們這些孩子未必發現到。要等到我們三十歲多時，才會發現或開始發現那些長期影響。
里夫卡·埃德爾曼(Rivka Edelman)由同性戀母親養大，她曾與由男同性戀養大的史提芬諾華詩(Dawn Stefanowicz)一同接受羅比斯(Robert Lopez)的訪問，而羅比斯同樣是由同性戀養大的。在訪問中，她略略提到她的成長經歷，揭示了同志運動的虛偽，以及見證著母親深處是何等孤單與渴望被認同，以下內容摘錄及整合自她的說話：[1]
埃德爾曼不同意COLAGE和APA說同性戀伴侶撫養的孩子與他人無異
「當我多了解COLAGE是什麼時，[2] 誠實地說我覺得那比較像『狗與小馬表演』（編按：美國俚語，意即類似「造勢大會」/ “做Show”/ “曬馬” ）[3]。
「婚姻平等」光環下的沉默代價：勝利與遺忘
2015年，美國最高法院在《Obergefell 訴 Hodges》一案中，通過相同性別的婚姻制度（或稱同性婚姻）。當時支持者包括時任總統奧巴馬高呼這是「愛的勝利」（LoveWins），是平等里程碑；而同志戰線亦由此轉向跨性別，導致西方社會更大的爭議和撕裂。
然而，最高法院通過同性婚姻時，歡呼聲淹沒了關鍵質疑：以成人認同需求重構的制度，如何保障兒童連結親生父母的天賦權利？反對同性婚姻制度的一個重要論點，在於同性婚姻制度（下稱同性婚制）的訂立是為了滿足成人被認同的渴望，而撇棄了以制度確認幼兒與原生父母連結的權利。這些難以在公民社會上為自己發聲的兒童，十年已過，他們到底受了甚麼傷害？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於日前（7月2日），建議立法設立同性伴侶關係登記機制，並以此作為2023年終審法院對「岑子杰案」之判決的回應。本會高度肯定當局在研究和草擬方面的努力，亦能看到當局在保障小眾權益方面的良好立意，唯目前方案仍有不足和令人憂慮之處，以下為本會之回應：
「登記」和「承認」用意不明，易造成混亂
首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下稱政內局）建議為已完成海外註冊的同志伴侶制定專屬的登記機制，其立意故然良好，但亦難免會引發進一步的混亂和司法爭議。
對社會而言，婚姻制度除表達和促進某種理想的典範之餘，亦有諸多實際的功能。
上一代人口頭教導他們不要喝酒，但孩子看在眼裡的，卻是父親每天一回來就喝一枝或兩枝酒，周末更是見證著父親在梳化上喝醉倒下了，或是因為醉酒而作出更不堪入目的姿勢。
那一代男孩子被教導不要哭，但常常目睹自己的父親酒後崩潰又嚎啕大哭的樣子。
在孩子眼中，父親言行不一致，只是增加了孩子對父親的輕蔑及迷惘。
傑姬認為，身教大於言傳，父母不一致的信息，會令孩子很迷惘、無所適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