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有留意同性伴侶撫養議題的人，都會認識Mark Regnerus這名字。這位美國德州大學的社會學教授早在距今13年前，在2012年時率先發表了家庭結構的比較研究，比較同性伴侶與其他家庭結構下撫養的孩子，在身心成長方面的普遍差異。先不說研究前提在同志運動當道下有多政治不正確，他當時的研究結論是，已婚原生父母撫養下的孩子有更好的成長，這引來支持同志（pro-gay）一方的強烈攻擊。可幸Regnerus多年至今，仍沒有因此收回他的研究結果，繼續讓數據說話。

在第四章，作者在簡述亞比的故事後，解說了什麼是空洞的自我──不健康的情感依賴的源由；隨後再描述到使SSA女士面對關係及身份問題的另一因素：「非常規性別行為」(gender non-conformity)。

不少SSA女士有非常規性別行為
依霍爾曼的觀察，不少SSA女士在童年時，已常常展現出較為男性化的行為，或非常規性別行為及喜好──跑步、粗暴地玩耍、探索、踏自行車、興建堡壘、玩運動或其他（編按：按70年代或以前標準）[2]。

性別左翼對基督教多年來所帶著的惡意，有目共睹。過去廿五年，幾多人因為基督教信仰而不同意LGBT的教條，要不噤若寒蟬，就是受到公權壓制而遭殃。到了近一、兩年，愈來愈多人開腔抗拒左翼意識型態，這政治局勢才稍見改變，儘管仍說不上樂觀。

今次談到的故事，是英國聖公會駐校牧師Bernard Randall因拒絕接受LGBT教條，在維護機制（safeguarding）下承受六年多的折磨。他在2025年終於沉冤得雪，卻得來不易，過程差點迫他走入自焚抗議的地步。

作者霍爾曼提出，SSA女士有四個發展階段經歷著極大內在矛盾：依附 (attachment)、自我的形成(formation of self)、性別身份(gender identity)及社教化(socialization)。作者在第三章就「依附」及「自我的形成」作出解說，在第四章繼續解釋餘下兩方面的困難，就是「性別身份」及「社教化」。當中，作者以亞比(Abby)的經歷作為解說的主要例子。

在第四章，作者首先簡述亞比的故事，再解說什麼是空洞的自我──不健康的情感依賴的源由。

早前兩篇文章提到，當霍爾曼分析帕梅拉(Pamela)的個案時，她認為同性性吸引由先天及後天因素互相交錯的影響下而形成的（第一篇文章），以及指出不少SSA女士（有同性性吸引女士，Female with Same-Sex Attraction）與母親有依附問題與身份不認同的情況（第二篇文章）。今文將簡述一下霍爾曼對於帕梅拉與父親關係的分析。

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 (VCAT)*裁定基督徒醫生Dr Jereth Kok專業失德。不過，Dr Kok的「專業失德」與醫療上的失誤無關，而是由於他的個人言論不「政治正確」。
VCAT裁定Dr Kok專業失德的原因是什麼？根據在法庭上代表Dr Kok的人權法律聯盟(Human Rights Law Alliance, HRLA)，過去12年間，Dr Kok在社交媒體上批評墮胎、性別意識型態和新冠疫情政策。而VCAT認為Dr Kok在社交媒體分享的內容有「不尊重」和「貶低人」的意味，且帶有偏見，並煽動人質疑新冠疫苗的效用。

究竟這位醫生發表了甚麼言論？以下是他的其中五宗「罪過」：

輔導教育專家珍妮爾·霍爾曼博士(Dr Janelle Hallman)曾出版 The Heart Of Female Same-Sex Attraction: A Comprehensive Counseling Resource （中文試譯：《女同性性吸引的內心世界：全面輔導資源》）一書，為願意為有女同性戀掙扎的基督徒提供輔導的人士，作出指引。[1]

當中提到一位名叫帕梅拉(Pamela)的女士，霍爾曼認為，帕梅拉的同性性吸引與她的「依附關係與自我」(attachment and self)有關。

曾效力車路士及曼聯的塞爾維亞國腳馬迪（Nemanja Matić）近日被判停賽兩場，原因是他在2025年5月一場法甲賽事中，以膠布覆蓋球衣上的LGBTQ政治訊息。

法甲聯賽自2022年後，每年於5月的「國際不再恐同性戀、恐跨跨性別、恐雙性人日（IDAHOBIT）」期間，推行彩虹袖章行動。聯賽規定球員必須佩戴，拒從者將面臨紀律處分。

這次馬迪不單被罰停賽，更被法國職業足球聯盟強迫參加反「恐同」課程，要「提升」所謂的多元和包容意識。若然不從，他就會額外停賽兩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