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25年全國性別診所數據追蹤報告：荷爾蒙與變性手術能改善精神健康嗎？

招雋寧（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接受了荷爾蒙或手術，變成另一性別，精神健康就會獲得改善了嗎？一項2026年發表的芬蘭全國醫療統計數據研究，以長期追蹤方式，為答案提供一些眉目。

研究追蹤1996至2019年共25年期間，曾接觸芬蘭兩所專門性別認同服務的2,083名年輕人，並與16,643名一般人口對照組作出比較。

他們在首次求助時平均18.5歲，年齡範圍從8歲的兒童階段，至22歲的成年階段均有。研究平均追蹤5.49年，中位數4.93年，最長的有25年之久。

由於研究採樣的方式，不是LGBT組織滾雪球式邀請志願人士自填問卷，而是採用國家級的醫療統計資料。這避免了因具爭議的政治立場而導致的採樣偏頗問題，同時反映實際使用專科精神科服務的情況。換句話說，這不是單純詢問「你是否感到抑鬱」，而是記錄因為抑鬱而實際使用精神科服務的次數，以此作為精神健康負擔的指標。

研究人員發現的最基本結果就是，年輕人在接觸性別認同服務之前，對精神治療的需求就已遠高於一般人口。在那二千多名性別認同服務求助者中，45.7%在首次接觸性別認同服務前，就已經接受過專科精神科的治療；而在以一般人口為基準的對照組中，則只有15.0%。

說到這裡，要解釋一下對照組的組成。假設有一名在A區出生、15歲的男生，在2015年首次使用性別診所的服務；他屬於那2,083人的研究群組。研究團隊就會從芬蘭人口資料中，為他配對8名15歲、在A區出生的男生資料，放入對照組中。接著，研究人員就會從2015年（首次接觸性別診所年份）起計算，看看到底這1位研究對象，以及8名背景類似的男生，他們接觸精神科服務的次數有何差異。正因為研究人員不是隨便找一群老伯伯、大富翁或已婚媽媽來比較，於是至少可以控制年紀、性別、社經地位等對精神健康的影響。

也就是說，需要性別診所服務的人中，有近半比例是帶著精神困擾而來；他們比同齡且社經階層相近的人更容易有精神困擾。

這種困擾不僅更普遍，研究結果進一步指出其發生更為密集。因為26.2%的性別認同服務求助者，一生中曾有101次或以上接受專科精神科服務；如此高頻率的人在對照組中只有4.3%。

除了更普遍和更密集，還有更持續。以首次到訪診所的年份起計兩年，需要性別診所服務的人接受專科精神科治療的比例上升至61.7%；對照組則大致維持，錄得14.6%。

若單獨分析那些曾接受荷爾蒙治療或變性手術的群體－－也就是說他們不僅參與會診，情況更嚴重到需要進一步用藥或進行手術－－在首次求助到兩年之後的精神科治療比例是更為大幅地上升。男跨女的比例最初為9.8%，兩年後升至60.7%；女跨男的比例則由21.6%升至54.5%。

跨性別運動一直主張變性治療可減輕精神困擾，常伴隨著「再不變性就是把年輕人推上自殺的路」這種論調。然而研究團隊的下一個分析，卻說明這類治療沒有改善精神健康。

在控制各項潛在影響的因素後，接受與未接受變性介入治療的兩個群組，在首次接觸服務時以及兩年後的精神科治療需求上，並沒有顯著分別。換言之，無論有沒有荷爾蒙或手術，他們的精神科治療需要在甚麼時候都很高，高於一般人口中的比例；而那些介入治療並沒有把精神健康問題消除。

此外，研究團隊還發現一個時序上的差異。早年接觸性別診所的人，他們帶著專科精神科治療病歷而來的比例較低。但在2011年至2019年期間（較近期），帶著精神科病歷來的年輕人比例大幅攀升。為何近年想變性的年輕人，原先的精神狀況明顯較差？到底是性別焦躁的現象改變，還是醫療評估的方式轉變？可惜的是，這個時序上變化的觀察，只能說明「發生甚麼事」，而未能解釋「為甚麼發生」。

無論如何，如果荷爾蒙或手術介入的主要目的之一，是為了改善嚴重的心理困擾，那麼在這個擁有全國醫療登記資料、平均追蹤超過五年的群體中，為甚麼精神科治療的需要沒有呈現明顯的下降趨勢？

有人可能會說，尋求精神科服務未必是精神健康惡化的指標。這或許沒錯，然而如果有種病患是需要超過100次的精神科會診，也不能說是病情輕微吧。

綜觀而言，這項研究結果依然說明了一點：那些積極介入和不可逆轉的治療，未有證據能改善精神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