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殖科技的故事】簽血書

簽血書
Cathy（加拿大）

我從互聯網上得知代孕這回事。我還參加了代孕媽媽的互助小組。成為小組的一員令我十分著迷，她們就像我的家人。我每天都會讀到關於她們接受胚胎移植和驗孕的消息。成為這小組的一員令人興奮，組內完全沒有壞消息，所有人都很開心和積極。這使我十分嚮往成為代母和助人建立家庭！

終於，在和一對男同性戀者在電話交談了幾次後，我們配對了！我決定要幫助男同性戀者，因為這樣我便可以成為孩子唯一的母親——孩子永遠只會有一個媽媽，那就是我。

那對情侶似乎很好人。我們理應親身見面，但他們似乎永遠沒有時間。雖然我們都住在加拿大，但在地理上距離不近。所以，我們只好繼續以電話聯絡。

直至我們簽了合約，我們仍然沒見過面，而這距離我們首次聯絡已將近一年。我感覺他們總是很忙。他其中一人住在離我十小時車程的地方；另一人則在墨西哥海外工作。所以我們只好各有各照計畫而行。我接受了精神科評估，而且通過了。但說實話，我不應該通過。因為我曾流產並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就在我等待機會成為代母期間。在評估時我仍然為此而非常難過。還有，我和養母的關係有問題，而我一直選擇忽視。我知道我需要處理，但我已答應了幫忙。我告訴自己，可以在代孕完畢後才處理這些問題。當代母後，我會再生一個自己的孩子並和養母處理那些問題。

事情進展得很緩慢，因為那對情侶一直有各式各樣的問題拖慢事情的進度。那對情侶先前選了他們的朋友當代母，但中途放棄了。而同樣是他們朋友的卵子捐贈者，也因不想飛到墨西哥取卵而中途放棄。

那對委託人想用墨西哥的診所，因為他們想選取孩子的性別，而這在加拿大是禁止的，但墨西哥可以。我有點擔心要離開加拿大到墨西哥，因為聽過很多外國的醫療事故，我亦從未到過墨西哥。但那對情侶保證一切將會安好。

最後，他們決定採用一名在墨西哥找到匿名捐卵者。但一個月又一個月地過去，他們仍是在處理捐卵者的各項問題，也要讓捐卵者和我們的週期同步。這些問題令整個進程一拖再拖。現在看來，這一切都是對我亮起警告的紅燈。

但我沒有理會，因為我以為這些問題不算太嚴重。我以為我只是杞人憂天，所有事將會迎刃而解。

當我到達墨西哥，我和終於首次見到那對情侶。在我看來，他們看起來還好，但我同行的朋友不喜歡他們，他說他們看起來太多需求。但我想他們應該只是太緊張，太希望為我留下好的第一印象而已。

那對情侶決定使用他們其中一人的精子，又在最後關頭改變主意說不想選擇孩子的性別。我們的計劃是移植兩個五天大的胚胎進入我的子宮。而我在墨西哥只待了一天便完成了整個程序！

從墨西哥回家後，我等著做驗孕測試。在植入胚胎後四日，測試顯示我懷孕了。我非常興奮！我告訴了代孕媽媽小組。這真是一個令人振奮！隨後，我也告訴那對情侶，但奇怪的是他們十分麻木。只是說會等待血液測試來確認我是否真的懷孕。然後，驗血報告也確認我真的懷孕。我再次感到十分興奮，但那對情侶仍然無動於衷。他們的反應就像我只是寄了一個包裹給他們，而他們淡淡地回答：「好啊，繼續寄給我們吧。」

終於，確認懷孕後14天，我到了照超聲波的時候。一切都十分順利，超聲波更顯示我懷了一對雙胞胎！我再次感到十分興奮，但那對情侶仍然對懷孕的消息漠不關心。我甚少接到他們的電話，他們也沒有來看超聲波。我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一次都不能來看，因為我在每次預約前都是提早通知他們，好讓他們能夠安排時間。以我了解，大部分委託人至少會想和代母一同看一次超聲波。

兩星期後，我再照了超聲波，但他們仍然缺席。這次卻有一個徹底令人震憾的消息——他們找到第三個胎兒！這我懷孕第十週的時候，我被告知自己正懷著三胞胎。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些胎兒並非同卵雙生，這意味著墨西哥診所弄錯了——他們植入了三個胚胎，而不是原先說好的兩個。我心情近乎跌入谷底。我打電話給那對情侶。這次他們不只是沒有興奮，竟然還譴責我讓自己懷上三胞胎。他們說其中一個胎兒肯定不是他們的！我很驚訝，也不相信他們竟可以對我如此殘酷。然而，這只是更糟的境況的開端。

我為這對情侶懷孕生育，但換來的卻是他們的冷漠、無情以及不帶半點同情的對待。他們從來沒有陪我覆診或照超聲波，也從未關心過我的健康和福祉。對於他們來說，我可能只是一頭牛或一隻狗，而不是人。他們從未在身體或精神上支持過我。

對我的身體健康來說，懷孕並不容易。我已經四十六歲，有一個兩歲的親生女兒和兩個年輕的成年女兒。在懷孕的第七和第八個月期間，我在醫院臥床休息了兩個月。

由於我是高齡產婦且高危地懷著三胞胎，我得了妊娠糖尿病和子癇前症。在我懷孕的最後一個月，我接受了一日醫學的昏迷，這是為了保命。

在我生產前四天，那對情侶終於首次致電醫生，並向醫生宣布這是代母，他們才是孩子的家長，而不是我。

三十三週時，我接受了緊急的剖腹產手術。我得了心臟病，導致日後的生活困難和難以控制血壓。

我生了三個美麗的女兒。她們在三十三週時早產，分別重1.5，2.5及3磅。由於她們的體重過輕，她們需要在初生嬰兒加護病房留院三個月。她們其中一人情況嚴重，必須接受壞死性小腸結腸炎（NEC）手術，這是早產兒常見的腸道問題。我不被允許去抱她們、探望他們，甚至沒有權利知道她們正在做什麼。我不能告訴她們媽媽愛她們。我被逼錯過了她們第一次笑、第一次咿咿呀呀地叫。我因此而被摧毀，直到現在。

產後的二十四小時，我都在與死神搏鬥。我要用呼吸機維生，血壓飆高無法降回正常水平。那些人在我神智不清時要我簽重要文件——允許委託人探訪嬰兒和放棄我在這國家的親權。我簽這些文件時神智模糊，根本不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我亦不應在這種狀況下被要求簽署那麼重要的文件。我的朋友要代我簽當中的某些文件，因為我根本做不到。

我替其代孕的那對情侶來醫院探我和我的女兒。我23歲大女向那對情侶解釋我幾乎死去。他們這樣：「嗯，她應該當代母就是這樣。」他們對我沒有一點同情，即使我差點喪生。我的兒女差點沒了媽媽。

當我告訴他們我在分娩後失去了子宮，感到非常疼痛時，其中一位父親竟向我講述了他的小腸氣手術也很痛。

如此冷酷無情的人怎可能好好地養育三個脆弱的小寶貝呢？我因他們冷漠感到身心交瘁。
然而，身為代孕母，我沒有去扭轉局勢的法律途徑。若果你只要將自己的孩子送給人領養，你還可以隨時改變主意，但代母不行。情況就像我簽了血書——已經沒有退路。我在懷孕四個月時已想反悔，但我沒有法律幫助。本應代表我的律師並沒有捍衛我的利益。由於我的律師是那對情侶出請的，她說當我和那對情侶有利益衝突，她只考慮那對情侶的利益。可是，在她解釋合約並讓我簽約時，我和那對情侶仍未有利益衝突。我被告知我沒有途徑可以終止合約。除了墮胎，殺死三個無辜的嬰兒外，我別無他法。但我做不出。

我的孩子被買走了，而法律說一切都沒問題。我獲得了20,000加元作為懷孕相關的報銷費用。這就是加拿大如何處理所謂的利他代孕。

自我上次見到我女兒，已經過了兩年了，雖然她們只住在離我住所一小時遠的地方。那種傷痛永不磨滅，我每日都在這傷痛中掙扎。

我已經錯過了她們學爬和走路的時刻。我錯過了她們的第一個生日和第一個說出口的字，只因為我在神智模糊的情況下簽了文件，同意孩子們不是我的。當我簽這文件，我以為我真的可以放棄她們。我不明白這會令我心碎。那痛楚和空虛，是我無法承受的。

感想：
雖然在這個個案中主角對男同性戀情侶一面倒地批評，但考慮到代母的商業交易性質，他們又不是完全不可理解。這是因為代母本身是一種交易，代母在簽約前應該明白所有風險和利弊。而且代母會得到相應補償例如金錢。再者，找代母服務的人和代母並不認識，除了雇主和僱員關係外沒有任何關係。所以，表現得「冷漠」一點亦屬正常。

反而，通過這個個案我們可以留意到，沒錯，代母本質上就是一種商業交易。而無論代母是否清楚所有風險，代母都是處於弱勢的一方。例如Cathy在上述故事提到，本應是她的律師，但因為受僱於找代母的一方，所以將Cathy的利益放到最後。在整件事中，Cathy遭當成工具——沒有權益，只有生產的義務。她沒有權利見她生的孩子、陪伴他們成長，而且即使她因為這次代孕失去了健康（包括失去了她的子宮），她沒有權利投訴和反悔。最後她只得到一句：「你應該知道當代母就是會這樣。」但想見孩子、陪孩子成長不是每一個作為母親自然而來的心情和願望嗎？希望大家可以見到身為代母的受剝削的悲慘一面，而不是只看到代母作為一種商業交易的一面。

參考：Lahl, J., Tankard Reist, M., & Klein, R. (Eds.). (2019). Broken bonds : surrogate mothers speak out. Spinif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