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安然（香港性文化學會事工總監）
在眾多的性倫理課題爭議中（如娼妓、墮胎、性傾向等），雙方都會按其信念作出不同「幫助某群體」的方法。解放派強調性自由和性權利，因此視群體所受的傷害只來自外界的論述和歧視，因此「幫助」他們的方法是消除外界歧視，改變外界論述，透過輔導傾談肯定群體的自我認同（或叫Affirmative approach）。相反，人格派（或稱保守派）認為性是反映人格，有道德層面，身體有自然的構造目的和限制，有些性行為是高危甚至致命，權利不是愈多愈好。因此群體所受的傷害不單是來自外界的論述和歧視，也來自某些性行為本身。因此「幫助」他們的方法是提供知識，讓他們日後有能力減少甚至離開某種性行為的生活方式。
曾有女同性戀吸引和關係的勞埃德博士（Dr. Jean C. Lloyd）在90年代協助很多愛滋病患者，這經歷為她帶來十分震撼的感受。她撰文指出即使醫療科技在過去發展神速，消除很多舊有性傳播疾病的威力，但某些高危性行為超越了身體的構造功能，若只倚賴醫療科技而非呼籲減少或停止某些性行為，日後只會出現另外的「新警號」，近年猴痘的公共衛生危機和抗藥性淋病出現就是例子。她最後指出若有人提出「愛護同性戀群體」，但對「某些性行為的危險」輕描淡寫或沉默，她質疑這是否真正的愛。以下我會總結她的文章。
「即使找到愛滋病的治療法寶，另一樣東西都會到來」
勞埃德博士指今天主流的性道德是自主和「非論斷主義」（non-judgmentalism），只要某人因爲性慾而做的事情，其他人不得評論，否則違反今天的性道德，惹來道德審判。因此，即使某些性行爲是高度危險（甚至可以致命)，我們的文化都似乎認為沒有問題，不應設限。但往往我們的身體在某些時候會「發出警號」，提醒我們的身體的確有「限制」。
2000年代早期，著名精神醫學家Richard Pillard曾在哥倫比亞大學愛滋病中心的演講說：「即使我們明天找到愛滋病的治療法寶，另一樣東西都會到來。」作爲男同性戀者的他傷心地坦承，人類免疫系統構造不是爲了處理多個性伴侶的體液經常進入。
二十年後，「猴痘」（Monkeypox）現今成爲幾乎只發生在「與男人發生性行爲」的男人身上 (下稱MSM, men who have sex with men)，這是根據目前最大型的全球發布數字，有97%個案都是影響這些男人的身體。更廣泛的傳播出現在「多伴侶」性行爲的地方，通常在陌生人之間，例如對像是男同性戀者的性派對。爲了防止歧視，早期的報告强調猴痘也可以經皮膚接觸傳播，試圖把性接觸傳播的層面輕描淡寫。但愈來愈新的數據已非常一致地令公共衛生建議修改。在全球個案中，少過1%發生在皮膚接觸上，甚至有研究指出「男性之間的性行爲激發(fueling)猴痘」。
「太該死的危險」
勞埃德博士在90年代早期曾參與協助很多愛滋病人治療的工作。她形容他們都十分年青，大約二三十歲，沒有一個到四十歲。他們長期到醫院拿藥和抽血，也認得他們的名字。但她目睹他們一個又一個離世時，有一次她駕車回家忍不住哭了，因爲接受不到這麽大量的人死亡。她回憶當時1988年著名外科醫生C. Everett Koop 曾表示肛交是高風險行爲，所有人都需要避免進行。在1988年，他幫當時美國政府撰寫《認識愛滋病》(Understanding AIDS)的單張，印刷超過1億張給美國每家每戶。當中的第三頁特別提到「肛交（不論有否佩戴避孕套）是風險行爲，直腸容易在肛交過程中受損。」（Anal intercourse, with or without a condom, is risky. The rectum is easily injured during anal intercourse.）在那個年代，勞埃德博士曾遇過一個無神論的男同性戀者選擇獨身，令她很驚訝，因為沒有信仰原因令他這樣選擇。她問「為什麼？」他直白地回答：「因為這是太該死的危險(Because it’s too damn dangerous)」在他和同性伴侶分手幾個月後，他的伴侶發現感染愛滋病毒。但在今天的世代，2019年版的年青人雜誌Teen Vogue(青少年時尚)就有多篇文章以性教育之名推廣「肛交」，除了教導讀者如何進行，也形容這行爲有多刺激和獨特。幸好猴痘不像愛滋病當年的死亡率，但很多公共衛生專家都避免爲了健康原因建議限制性伴侶數目。
醫學科技進步
醫學技術的發達避免了不少性濫交行爲導致的自然後果（如意外懷孕及疾病），令這行爲變得更被接受。這些醫學技術包括避孕套的普遍、抗生素及其他有效的疾病治療。愛滋病毒(下稱HIV)感染是一個近年的例子。不同國家投放大量資源研究HIV的預防和治療，現時的技術已令感染者不再承受壽命大幅減少的後果。那些MSM可以預防HIV感染，而愛滋病導致病人過早死亡的情況也不再是不能避免。因此，一些不認同男男性行為的理據變得不再明顯，這行為在社會也變得更被接受。因此，以上提及的C. Everett Koop醫生提出過的警告，在今天似乎不再適用了。
返回高風險性行為
然而，事情仍未完結。新近研究提供了强而有力的證據，顯示醫學進步已導致越來越高危的性行爲更常出現。這符合風險補償理論（Risk Compensation Theory）的說法，即較多的保護措施令人覺得自己有更大的保護，因此更容易在另一層面上進行更高危的性行爲。因此保護措施的保護程度被抵銷，甚至令人落在更大風險中。例如由於醫療突破，男同性戀社群參與多人性行為（group sex）時更少警覺性(less caution)。正如最近一項研究討論到，HIV威脅的降低導致「參與多人性行爲的人」在他們的性行爲上變得「較不安全」。一位參與者討論了他對一些「HIV陰性者的多人性行為」一些觀感，他說參與者甚至沒有使用現有的預防藥物（PrEP），令他感到驚訝。因為如果其中一個人是HIV陽性，但他未知道，或驗身報告檢測不到或出現假陰性，其他人就置身於感染高風險中。另一位參與者也指出，由於這些藥物的存在，因此出現了「無套性行爲」。另一位參與者總結這些情況：「隨著藥物等等的不斷發展，HIV不再像宣判死刑的絕症，因此人們不再在意，他們真的不在意。」同一道理，當猴痘出現時，社會說的解决之道不是叫人避免參加「多人性派對」，而是儘快接種疫苗。因為叫人停止進行某些行爲彷彿是侵犯別人與生俱來的權利，因此唯有從另一途徑保障人的健康。
現今社會責怪身體，而非行爲
因此，社會文化有一個集體的錯覺，認爲得到疾病的原因不是某些「行爲」，而只是「身體」；需要處理的是身體，不是行為。人們有意將負面健康結果與性行爲脫鈎，以避免對參與這些行爲的人進行污名化。然而，這與事實不符。HIV/AIDS對MSM及同性戀男性的影響遠遠超過平常，這不是因爲他們的身體天生容易感染，也不是因爲他們受不公正的耻辱；相反，它與「兩種行爲風險因素有關：接受肛交和濫交。」 但社會仍責怪身體，而非行為。一篇2019年的文章詳細解釋，如果可以令肛交的HIV傳播率等于陰道性交的傳播率，那麽同性戀男性中的HIV感染將會消失80-90%。因爲肛交的風險是陰道性交的十八倍，作者指出，「讓同性戀男性面臨如此高的HIV風險的主要不是行爲，而是生物學。」 然而，事實是，適合性生活的陰道具有豐富的上皮細胞保護層，這些細胞「對STI病原體提供了結構和免疫防禦機制。」 然而，一篇HIV風險的文章（已經更新）似乎認爲這樣的差異只是偶然的。但這想法彷彿要求我們活在另一個世界，在那個世界，男男性行爲與男女性行爲在人體生物學上同樣健康和一致。
這種性行爲的後果並不僅限于HIV。對於HIV陰性的男同性戀和雙性戀男性，肛門癌的風險高達普通人的二十倍，對於HIV陽性的MSM則高達四十倍。而且，進行與身體構造目的相反的行爲可能導致更多疾病，如功能減退或破壞。無論是男性還是女性，無論是同性戀還是異性戀，從事肛交會增加大便失禁的風險。當然，這些風險沒有出現在年青人雜誌Teen Vogue(青少年時尚)內，該雜誌建議年輕人「如果採取正確的預防措施，肛交可以完全安全」當然，「較少」危險或許正確，但「完全安全」是危險的謊言。
因爲性傳播疾病(STDs)已達到流行程度，而從事男男性行爲的男性（MSM）的病例感染數目最高。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在2019年報告，這群體的性病比率是連續第六年創歷史新高，並在2020年繼續上升。服用預防性暴露前抗體（PrEP）的男性發現有更高的其他性病比率；換言之，PrEP雖然能抵禦一種感染（HIV病毒），卻抵禦不到其他種類的性病感染。因此，不論醫療如何發展快速，不健康的行爲和帶來的一眾後果仍繼續出現。
最近的數據顯示，在被診斷出有猴痘的男性中，17%至32%同時被診斷出其他性病；有41%已經是愛滋病患者。2023年又出現最新的抗藥性淋病——再一次，「另一種東西」也出現。如果有一天，淋病、衣原體或梅毒再次變得無法根治，我們會改變我們的行爲嗎？有什麽能使我們的文化倡導性節制？
愛，是節制的原因
愛（包括對他人、性小衆及自己）爲我們設定界限，以致我們（及他人）不被傷害，為生命追求最大的好處。人類生命的幸福圓滿（human flourishing）也包括身體的健康。社會在大部份的範疇上都十分推崇健康生活，例如宣揚均衡營養、節制飲食、補充品及運動習慣等。但性領域是一個例外。現今文化拒絕接受對性自由的限制。因此，我們對醫療科技發展的需求越來越大，投放的資源愈來愈多。曾在一次學術會議上，有人匯報關於發明直腸殺精劑的實驗，因爲還有許多男性拒絕使用避孕套——他們覺得爲了保護而犧牲快樂是不值得的。
一個拉比利維·伊扎克曾講述一個故事：兩個醉酒的朋友在酒館裏表達對彼此的愛。一個朋友轉過頭來說：「告訴我，什麽會傷害我。」他的朋友驚奇地回答：「我如何知道什麽會傷害你？」故事重點來自朋友的反問：「如果你不知道什麽傷害我，你怎麽能說你愛我？」勞埃德博士說她朋友的教會執事曾分享一個關於愛同性戀群體的講道。然而，當她朋友後來與這執事交談時，他顯然對同性戀者和男男性行爲者面臨的性健康風險一無所知。勞埃德博士形容，她一直對那些聲稱愛同性戀群體的人感到驚訝，他們似乎不知道甚至不承認什麽會傷害到這群體的成員。容忍有害的性行爲不是愛的一種形式。相反，愛的回應應該是阻止可能導致傷害、疾病甚至死亡的行爲。她强調猴痘只是我們身體發現一些行爲超過自然限制後發出的最新警報，若我們忽視這些身體的限制及警報，痛苦會繼續持續，未來還會有其他的「提醒」。
然而，我們的文化似乎認爲，只要出於性慾，不論這行爲有多危險甚至致命，任何行爲都不應受限制。美國雜誌《男士健康》(Men’s Health)曾發佈關於「窒息」和「窒息性愛游戲」的文章，指導讀者如何令自己或伴侶窒息而不致造成嚴重傷害或死亡。但當一名青少年在進行「自慰性窒息」時死亡，一些人就把責任歸咎於「性教育」不足或過時，然後倡議性教育內容應加入教導年輕人有關這些性行爲的知識及如何安全參與其中的內容，「因爲如果他們堅持要做，你也禁止不到，最重要教導他們自願和安全」云云。但按同一道理，若然他們堅持要不安全地進行（例如因為更刺激），即使你教他們安全進行，同樣也禁止不到，但為何這些就可以仍然教導呢？再者，那些因為Tik Tok「窒息」挑戰而死去的孩子，他們的家長們會否說應教導子女如何安全地參與其中呢？同樣是「窒息」，如果涉及性愛，社會就教導如何安全進行。如果是Tik Tok「窒息」挑戰，就未曾聽過有人教用家如何安全進行。
社會文化似乎要重新反思，是否真的需要向人教導高危性行爲如何「更安全」，抑或像那位外科醫生和停止肛交的無神論男同性戀者所講，有些行爲是「太該死的危險」（too damn danger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