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法院 原訟法庭 《MK 訴 香港政府》判詞中文撮譯

chris-brignola-X2CxUXFqKcM-unsplash編者按

周家明法官在2019年10月18日對MK案作出重大的裁決,只是媒體不多報道。我們認為他維護一夫一妻制的判決合情合理,思路清晰,顯示他下了不少工夫,而且這案件的涵義與每個香港市民都息息相關,實在值得更多人認識。為此緣故,我們為英文的裁決作出以下的中文撮譯,在不影響原文表達的意思的大前提下,省略了一些字眼和較技術性的論點,以令一般人都可看得明白。撮譯者是招雋寧先生,編緝工作由香港性文化學會擔任,歡迎把此廣傳。若想看英文判辭的,請在此下載。

引言

  1. 這宗司法覆核的兩個主要問題:
    • 拒絕同性伴侶根據香港法律締結婚姻的權利,到底有否違反他們的憲法權利;及
    • 政府未有提供承認同性關係的法律框架,例如民事結合、註冊伴侶或其他受到認可的同性伴侶法律地位,作為婚姻的另一途徑,到底有否違反他們的憲法權利。
  2. 我認為這兩個問題的答案均為「否」。因此,此司法覆核被駁回。

基本事實

  1. 簡述此案的基本資料。MK是一名女性的香港永久居民… 現已成年。她是一個女同志,… 約兩年前,她開始與現任的同性伴侶同居,該伴侶亦為香港永久居民。…
  2. 2018年5月,申請人及她的同性伴侶… 希望在香港結婚,或若然香港容許法律所承認的民事結合或註冊伴侶,她們希望進入這種法律關係。但是香港法律並不容許申請人和她的同性伴侶結婚,亦都不提供任何框架,諸如民事結合、註冊伴侶或其他受法律所承認的地位,可以承認申請人和她的同性伴侶的關係。
  3. MK的立論是:
    • 拒絕同性伴侶在香港法律下結婚是違憲;及
    • 政府未能提供法律框架,諸如民事結合、註冊伴侶或其他受法律所承認的地位作為結婚的另一途徑也是違憲。
  4. 2018年6月11日,MK申請司法覆核,於2018年6月13日獲批。MK尋求法庭作出以下聲明:
    • 由於《婚姻條例》第181章拒絕同性伴侶的結婚權,所以與《基本法》第25、32、37及/或39條及/或《香港人權法案》第1、14、15、19及/或22條矛盾,因而也是違憲;
    • 由於《婚姻訴訟條例》第179章拒絕同性伴侶的結婚權,所以與《基本法》第25、32、37及/或39條及/或《香港人權法案》第1、14、15、19及/或22條矛盾,因而也是違憲;
    • 由於香港特區政府在香港法律之下,未有為同性伴侶提供承認同性關係的法律框架(諸如民事結合、註冊伴侶或其他受法律所承認的地位)作為締婚的另一途徑,所以觸犯了《基本法》第25、32、37及/或39條及/或《香港人權法案》第1、14、15、19及/或22條。

婚姻作為法律地位及其影響

  1. 婚姻被認為「也許是最重要和敏感的人際關係」。也有人說法律認可的婚姻「是關乎不單由該伴侶去定奪的一種地位。它影響著社會,是公共政策的課題。地位不單由一個人安放在自己身上,也得受到社會的認可」。[1] 婚姻深深植根於社會和文化內涵之中,該內涵在不同社會裡可以有很大的差別,所以從婚姻所得的地位,會根據不同地方的法律而有所不同。
  2. 一般人都公認婚姻的地位賦予丈夫和妻子一個新的法律地位,從中可享有對於社會裡未婚伴侶而言所沒有的權利和義務。在香港,婚姻的地位為丈夫和妻子帶來了廣闊的個人、社會、經濟和法律的影響。資深大律師李志喜(代表MK)總結了23項獨特而非窮盡的範疇,是由香港婚姻的地位所得出的法律影響,包括了領養、重婚、配偶在刑事訴訟中的作證資格、人身傷害賠償、夫妻間關於財產擁有權或佔有權的爭議、離婚、致命事故、遺產、保險受益,贍養、醫療決定、不承認外國的同性婚姻、器官移植、侍產假、遺孀及子女撫恤金、私人骨灰安置、公共骨灰安置、公屋申請、生殖技術程序、對已婚人士的性別歧視、公務員配偶福利、稅務福利和在職家庭補貼計劃。獲得此地位對任何一個香港人都是至關重要的。

相關的憲法權利

  1. MK依據了《基本法》(BL) 和《香港人權法案》(BOR)中的幾項條文,以支撐她申請司法覆核:
    • BL 25-“香港居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
    • BL 32-
      • “香港居民有信仰的自由[3]
      • 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開傳教和舉行、參加宗教活動的自由"[4]
    • BL 37-“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權利受法律保護"[5]
  2. MK所依據《香港人權法案》的條文是:
    • BOR 1(1) -“人人得享受人權法案所確認之權利,無分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等等"[6]
    • BOR 14 -
      •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7]
      • 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8]
    • BOR 15(1) -“人人有思想、信念及宗教之自由。此種權利包括保有或採奉自擇之宗教或信仰之自由,及單獨或集體、公開或私自以禮拜、戒律、躬行及講授表示其宗教或信仰之自由"[9]
    • BOR 22-“人人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且應受法律平等保護,無所歧視。在此方面,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以防因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而生之歧視"[10]

香港婚姻法不准許同性伴侶締婚

  1. 現時香港婚姻法不允許同性伴侶結婚是清晰可見的(至於「更新的解釋」的可能性,下文將探討)。法律所提供下列的說明使這說法毋庸置疑:
    • 第178章《婚姻制度改革條例》第4條指明凡於[1971年10月7日]或該日以後在香港締結的婚姻須意指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而且只可按照《婚姻條例》(第181章)而締結。
    • 第181章《婚姻條例》第40條指明
      (1)凡根據本條例舉行的婚禮,均屬基督敎婚禮或相等的世俗婚禮。
      (2)基督敎婚禮或相等的世俗婚禮 (Christian marriage or the civil equivalent of a Christian marriage) 一詞,意指婚禮經舉行正式儀式,獲法律承認,是一男一女自願終身結合,不容他人介入。
    • 第179章《婚姻訴訟條例》指明凡屬在1972年6月30日之後締結的婚姻,該婚姻僅能基於下列任何理由而無效——(d)婚姻雙方,並非一方為男,一方為女。
  2. 從中即可得知根據香港現行法律中,婚姻的定義裡有效婚姻有4個基本元素,即:
    • 自願結合;
    • 終身;
    • 屬於一男和一女的
    • 不容他人介入[11]
  3. 就本案而言,只需要考慮第三個元素(「一男和一女」)。在香港,這個屬於有效婚姻的元素一直是香港法定婚姻定義的重要組成部份,最早可追溯於1932年首次採用相同的法定定義。雖然香港的法律持續地承認1971年10月7日以前結成的「舊式婚姻」和「現代婚姻」及/或為其提供有效認可,那些婚姻都屬於男女間的婚姻。簡而言之,香港法律從來沒有承認或容許同性伴侶的婚姻,以及同性伴侶從來未能夠在香港締結合法婚姻。[12]

《基本法》第37條下的結婚權不適用於同性伴侶

  1. 《基本法》第37條概括列明香港居民的「婚姻」的自由應受法律保障,沒有指明條文中婚姻的概念到底只是男女婚姻,還是包括同性婚姻。不過,我認為《基本法》第37條的表達是明顯地只是指向男女間的婚姻,[13] 原因如下:
    • 基於《基本法》的連續性,《基本法》採納時本地立法的情況對正當的解釋有重要幫助,因為它提供了對《基本法》恰如其分地理解的脈絡。《基本法》在1990年4月4日頒布,在1997年7月1日生效,那時候香港法律沒有訂定或承認同性婚姻。[14]
    • 在《基本法》頒布及《基本法》生效的那時,世界上沒有國家訂定或承認同性婚姻。在2001年,荷蘭成為全球首個提供同性婚姻的國家。欲指《基本法》起草人有意圖在第37條「婚姻」一字上包含同性婚姻,並不真確。[15]
    • 《香港人權法案》屬於《基本法》的一部份,並受《基本法》第39條所賦予憲制性效力,應與《基本法》第三章所訂定的基本權利一併閱讀,視為融貫的整體。《香港人權法案》第19條如此列明:“(一)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團體單位,應受社會及國家之保護。(二)男女已達結婚年齡者,其結婚及成立家庭之權利應予確認。"顯然,《香港人權法案》只保障男女間伴侶結婚的權利。《香港人權法案》第19條(二)是基於《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3條(2),該條文持續且一致地被解釋為承認和保護男和女之間的異性婚姻,而不是同性婚姻。[16]對《基本法》第37條和《香港人權法案》第19條的解讀,應相互一致。
  2. 上述對《基本法》第37條或《香港人權法案》第19條的解釋,是與《歐洲人權公約》第12條一致,它列明「達到結婚年齡的男女,根據規定結婚和成立家庭權利的國內法的規定,享有結婚和成立家庭的權利」。法庭向來主張《歐洲人權公約》第12條是肯定「一男一女之間的傳統婚姻概念」。在Schalk and Kopf v Austria (2011) 53 EHRR 20判詞中第55段,歐洲人權法庭說:“……抽離地看,在第12條的用字或許可以解釋為不排除兩個男人或兩個女人的婚姻。但對比公約中所有其他賦予權利和自由的實質條文,都說‘每個人’ 有這些權利,或說‘沒有人’能接受某類禁止的對待方式。因此在第12條所選用的字眼[指「男與女」]被視為刻意如此的。再者,還必須考慮公約被採納時的歷史脈絡。在1950年代,婚姻的意義是清楚地被理解為傳統上的異性結合。"雖然《基本法》第37條所指受到保障的是「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而不是「男人和女人」的,但鑑於「婚姻」在頒布《基本法》那時明顯清楚地被理解為傳統意義上一男一女結合的狀態,我不認為《基本法》第37條所採用的字眼能夠得出條例都保障同性伴侶結婚的自由(或權利)的結論。
  3. 《基本法》第37條中「婚姻」一詞僅指男女間的婚姻,曾獲終審法院和上訴法院所明確認可。
    • 在W訴婚姻登記官(2013)16 HKCFAR 112中,首席法官馬道立和常任法官李義在他們的聯合裁決裡指出一個共同基礎,「憲制的婚姻就普通法而言屬於一男和一女排除他人的自願終身結合」(段63),進一步說,「婚姻制度的性質是按法律規定,例如以婚姻來說需要一夫一妻以及在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之間……」(段65)。陳兆愷常任法官在他的異議判決中亦曾提到:“當《基本法》在1980年代起草時和在1990年頒布時,第37條裡婚姻的意義必然是建基於當時的本地法律…… 條文中的結婚權所意指的是按當時理解的一男與一女的結婚權,這是清楚的。……"(段165)
    • 在QT訴入境事務處處長(2018)HKCFAR 324,終審法院指出:“《基本法》第37條所提供的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及他們有自願生育的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但是,沒有人爭辯說這就可以容許同性伴侶結婚。因為處長指出,歐洲人權法庭根據《歐洲人權公約》第12條裁定了相關的可比擬婚姻權,規定‘不在締約國家身上強加容許同性伴侶進入婚姻的責任’。由於這論點沒有被辯論,就沒有必要再多說"(段26)
    • 在梁鎮罡訴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2018] 3 HKLRD 83 (CA)中,張舉能法官(時任法官)指出在香港的婚姻意為男女間的婚姻,這命題是「不證自明的」(段2),在香港裡法律以往及一直都是如此被理解的,《基本法》第37條在憲制上保證了男女間的權利,而非同性的婚姻(段7)。同一案例,副庭長林文瀚法官提到「就香港現行的法律,婚姻的獨特地位是規限於男女間的婚姻」(段23)。最後,潘兆初法官表明「在所有法律層面,只有男女間的婚姻是受到合法承認。在成人間其他形式的結合,包括同性婚姻都並不如此」(段89)。
  4. 誠然在這些案件中,《基本法》第37條裡「婚姻」一詞能否延伸至包括同性婚姻這問題未曾被提出辯論,然而我不認為這個事實能削弱前述終審法院和上訴法院就《基本法》第37條只保障男女間的婚姻的司法裁決。我相信這命題是直接而不證自明地正確,而相反的命題根本無法認真地被論證。[17]
  5. 就支持《基本法》第37條應被解釋為包括保障同性伴侶結婚的權利,李女士的依據是:
    • 《基本法》第37條的用語;
    • 基本人權必須寬闊地理解的原則;
    • 《基本法》第37條的脈絡和目的;
    • 《基本法》應被看為活文件的原則;及
    • 保障小眾免受歧視。
  6. 就(1),李女士聚焦在「香港居民」的用語上,並爭辯受條文保障的權利是適用於普遍香港居民,而不只是「異性戀的香港居民」。《基本法》第37條對普遍香港居民均適用,不只那些異性戀的香港居民可用,這當然是正確。但是,受條文保障的權利是「婚姻」的權利或自由,在香港,這概念一直被理解為不適用於同性伴侶。「婚姻」一詞現時在世界上某些地方,可被理解為適用於同性伴侶,然而就著詮釋《基本法》的目標而言,「婚姻」這字眼在香港自昔至今一直如何被理解,才是適切的。
  7. 就(2),沒有人反對基本人權應被寬闊地理解的這個原則。不過李女士已先假定了「同性伴侶能結婚」是基本人權,這卻犯了乞題(begging the question) 的謬誤。此外,基本人權應被寬闊地理解的這原則,要有限制的,就是不會導致該法律文件的用語無法盛載所建構出來的解釋。法庭在解釋《基本法》的責任上,是要查明用語所指為何,及按著用語所表達的去使立法的意圖得以生效。正如前述,在頒布《基本法》時的香港,《基本法》第37條的起草人當時所採用的「婚姻」字眼,是被大家充分理解的概念。起草人在《基本法》第37條用了「婚姻」一詞,所想保障的權利,明顯只適用於男女間的伴侶。制定《基本法》的時期根本沒有同性婚姻,《基本法》第37條有意保障同性伴侶的婚姻的說法,實在是難以認真地去論證的。[18]
  8. 就(3),不論在上下文或是《基本法》第37條的目的,我都看不出可以支撐將結婚權擴闊到同性伴侶這解讀的任何理據。在香港《基本法》第37條是在《基本法》的第三章「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之內。除了《基本法》第24(1)及(2)條(其定義了香港特區政府的「永久居民」和「非永久居民」),在那章《基本法》裡的每項條文都劃定了對香港居民的某些權利的憲制性保障。受任何條文所保障的權利的領域,都是按條文的用語來定義的。《基本法》第37條指向兩個不同但相關的權利,稱作(i)「婚姻自由」和(ii)「自願生育的權利」。按中文原文,後者顯然不適用於同性伴侶 。在 Gurung Deu Kumari 訴入境事務處處長 [2010] 5 HKLRD 219一案段54至58,張舉能法官(時任法官)當時解釋香港居民在《基本法》第37條自願生育的權利下,可豁免他們免於大陸所實施在《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第49條中的「一孩政策」。在Li Nim Han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 HCAL 36/2011一案中,林文瀚法官(時任法官)當時同意張官對《基本法》第37條的建構。對《基本法》第37條第二條的解釋亦受到終審法院Comilang 訴 入境事務處處長 [2018] 2 HKLRD 534一案段61至70所肯定。我認為《基本法》第37條脈絡和目的都反駁了李女士所提議條文保障同性伴侶結婚權的詮釋。
  9. 就(4),李女士爭論《基本法》是活文件,為要配合需要和環境的改變。作為憲制性文件,其解釋不應該由起草人當時所考慮的去決定。我在原則上接納,在合適的環境下法律(包括《基本法》)或可被賦予「更新的解釋」。……(省略)
  10. 總的來說,雖然為了配合轉變中的或當代社會的需要及處境,以及相關的國際發展,我們或可為法律提供更新的解釋,但:
    • 在植根於社群態度那種基本的制度──婚姻──的問題上,若要偏離那普遍被認同的法律理解,就必須向法庭提供強而有力和令人信服的本地原因;[19]
    • 法庭不應在社會議題上,以更新解釋的技術手段來引進或制定新的政策;[20]
    • 當新解釋具有深遠的後果或衍生影響時,法庭在行使更新解釋的權力時應十分謹慎;及[21]
    • 如果立法的用語不能盛載那被提出的新意義時,法庭不應進行更新解釋。[22]
  11. 我接納國際間已有部份承認同性婚姻的發展… 但在香港,關於那正轉變的、現代社會需要或處境的理據還未清晰。現時清晰的是社會對於同性關係應否得到承認的公共意見有明顯的分歧。我認為在法庭當前的理據並未充份的強而有力或令人信服地顯示有如此的轉變中的或現代的社會需要及處境,以致要將《基本法》第37條中「婚姻」一詞解讀為包括同性婚姻。
  12. 李女士在提堂時引導法庭注意澳洲高等法院在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訴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2013] HCA 55 (2013年12月12日) 的裁決。澳洲高等法院解釋在聯邦憲法51(xxi)條上「婚姻」一詞包括相同性別人士的婚姻。……(省略)
  13. ……(省略)
  14. ……(省略)
  15. 我認為最好的理解是,就澳洲高等法院在憲法51(xxi)條上的總結對「婚姻」一詞,能夠包括同一性別者的婚姻,並基於對條文賦予任何「更新」的解釋。澳洲高等法院並非提出要根據轉變中的或現代的社會需要或處境,就字眼採納新的意義或詮釋。澳洲高等法院在說的卻是在澳洲聯邦成立時,憲法51(xxi)條中「婚姻」一詞有意指向一個寬闊的婚姻的「司法概念」,並沒有限制婚姻的形式。
  16. 即使與我對判詞的理解不對,… 在2013年12月的澳洲當時的社會需要或處境,仍與香港現存的極為不同。[23]……
  17.  我將稍後把李女士最後的那項依據,即對弱勢的保障——實質論據是基於免受不合法歧視的權利——與政府提出的特別法優先原則一同處理。
  18. 雖然《基本法》第37條只保障男女間的婚姻,這不代表同性的婚姻在本港必需被禁止。《基本法》第37條為保障性質,而不是禁止性質。那只是意味著同性伴侶不能享有任何憲制性的婚姻權。正如黃繼明資深大律師(代表政府)所指出,若立法者選擇,可以立法去承認和提供同性婚姻。[24]

特別法優先原則

  1. 如果MK不能在《基本法》第37條下享有任何婚姻權,而該《基本法》條文正是特別處理香港居民的婚姻權利,她就不能從《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的其他條文推論出這種權利。[25] 其他條文即如《基本法》第25條/《香港人權法案》第1條/《香港人權法案》第22條關於平等的權利、《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關於私生活、家庭、住宅的權利、或《基本法》第32條/《香港人權法案》第15條關於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一般詞句不影響特別詞句」是用於解釋憲法的法律原則。[26] 據此,如果在憲法或人權文件上,有一項特別列明保障婚姻的語句(特別法)沒有賦予同性伴侶的結婚權,在該憲法或人權文件中所提供其他權利的其他一般條文,都不能衍生出此種權利(結婚權)。
  2. ……(省略)
  3. 同樣的觀點都得到歐洲人權法庭和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所把持和採納。
  4. ……(省略)
  5. ……(省略)
  6. ……(省略)
  7. ……(省略)
  8. 在李女士支持同性伴侶有權在《基本法》或《香港人權法案》得到結婚權的論據裡,她讓法庭參照不同的海外權威,包括……(省略)
  9. ……(省略)正如黃先生正確地指出,由於那些法庭需要考慮的相關憲法裡,都沒有保障婚姻的語句或特別法,所以上述法庭不須探討認保障婚姻權利的特殊條文,如何影響同性結婚權能否由一般憲法權利衍生的論證。
  10. ……(省略)
  11. ……(省略)
  12. ……(省略)
  13. 因著以上結論,我不需再分開地考慮《基本法》第25和32條及《香港人權法案》第1、14、15及22條等不同憲法所賦予權利的範疇──這是MK的依據。

政府無主動責任為承認同性關係提供法律框架

  1. 李女士辯稱即使法庭要拒絕MK 就同性婚姻的主要請求,MK仍然應該有權得到尤如婚姻所賦予異性伴侶的同等法律保障,以及政府有主動責任向同性伴侶去提供另一途徑,即在功能上等同的法律框架。這責任的基礎是不受到不合法歧視的權利。[27]
  2. MK正在爭取的實質上相等於同性伴侶的結婚權──除了「婚姻」這個名稱之外。… 申請人聲明,「如法庭拒絕申請人的主要請求…,那麼我們就提出政府有主動責任向同性伴侶提供一個法律地位,好讓他們與已婚異性伴侶享有一模一樣的法律福利和保障。」[加入底線強調][28]
  3. 政府有主動法律責任提供另外的法律框架,好讓同性伴侶與異性已婚伴侶享有同等的權利和福利──我認為這個主張並不真確,原因如下:
    • 法庭在考慮到權利時,應看「實質內涵」而非「形式」。若果政府並無法律責任透過婚姻制度,向同性伴侶提供相關的權利和福利,那我認為法庭透過其他標籤或制度以達至同一個結果,在原則上是錯誤的。[29]
    • 「到底應否有法律框架去承認同性關係」本質上是立法事宜。由法庭去宣判政府有主動責任為同性伴侶提供另一法律框架,使他們可以享有與異性已婚伴侶同等的權利和福利,情況幾乎等如法庭在行使立法權,但這卻是在司法的正當職能範圍之外的。[30]
    • 由法庭宣布普遍而言,政府有主動責任為同性伴侶提供另一法律框架,向他們提供所有異性已婚伴侶享有的權利和福利,而沒有研究到底應否賦予同性伴侶某一特定權利或福利(例如同性伴侶領養一名幼兒的權利,或許為了保障該被領養兒童的福祉,必須受到限制或修正),這做法在原則上是極大的錯誤。[31]
  4. 支持政府有主動法律責任為同性伴侶提供另一「功能相等」的法律框架這論點,MK所依據的主要權威是歐洲人權法庭在Oliari v Italy (2017) 65EHRR 26 (2015年7月21日)的裁決。……(省略)
  5. ……(省略)
  6. ……(省略)
  7. 我認為歐洲人權法庭在Oliari案的多數意見的論據,明顯是在歐洲和全球(尤其美州大陸和大洋洲)的相關持續發展脈絡下,且建基於意大利特定的現存法律、社會和政治處境的整個評估[32]……(省略)我不認為在歐洲人權法庭多數意見所依據的各種因素,在香港的現行處境已經出現或適用。[33]……(省略)
  8. 此外,正如黃先生所指出,在《香港人權法案》相關的條文第14條所表達的,與《歐洲人權公約》第8條有所不同。《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列明如下:“ (一) 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無理或非法侵擾,其名譽及信用,亦不得非法破壞。(二)對於此種侵擾或破壞,人人有受法律保護之權利。”
  9. 與其說《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提供一個「積極」權利去尊重某人的私人和家庭生活,其實它的性質是「消極」的。…就著《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條(相等於我們《香港人權法案》第14條),人權委員會…曾經提到,該條文對國家加諸一個責任,不能進行與私生活、家庭和住宅等權利不一致的干擾行為。雖然人權委員會亦指出「條文所加諸的責任要求國家採取立法和其他措施,使打擊該干擾和攻擊生效,同時亦是保障這種權利」[加入底線強調],被強調的字眼必須解讀為指向《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7(2)條,即提供「以法律打擊該干擾或攻擊的保障權利」。我並不認為,不為同性關係給予法律承認或保障,就等同無理或非法干擾「家庭」(即使假設在香港脈絡下家庭能夠包括同性伴侶)、「私生活」或「住宅」的權利。[34]
  10. 簡言之,我在Oliari案或其他案裡找不到基礎,去說政府有主動法律責任去提供另一法律框架,例如民事結合、註冊伴侶或其他法律承認的地位,給予同性伴侶與異性已婚伴侶同等的權利和福利。

梁鎮罡訴公務員事務局 (2019) 22 HKCFAR 127

  1. ……(省略)

處置

  1. ……(省略)

後記

  1. 法庭深刻地意識到就著同性伴侶關係應否得到以承認的問題…,事實上存在著多元、甚至是截然對立的觀點──這些觀點是基於社會、道德及/或宗教基礎的,由社會上不同的人或群組所持有。法庭對於這些社會、道德及/或宗教問題沒有表達任何意見,在裁定判詞開初的2條問題時,所採取的是純粹法律的進路。
  2. ……(省略)

[1] Marriage has been said to be “perhaps the most important and sensitiv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It has also been said that the legal recognition of marriage is “a matter of status and is not for the spouses alone to decide. It affects society and is a question of public policy. Status is not conferred only by a person upon himself, it has to be recognised by society”

[2] All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be equal before the law.

[3]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have freedom of conscience.

[4] Hong Kong residents shall have freedom of religious belief and freedom to preach and to conduct and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activities in public.

[5] The freedom of marriage of Hong Kong residents and their right to raise a family freely shall be protected by law.

[6] The rights recognized in this Bill of Rights shall be enjoyed without distinction of any kind, such as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7] No one shall be subjected to arbitrary or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his privacy, family, home or correspondence, nor to unlawful attacks on his honour and reputation.

[8] Everyone has the right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law against such interference or attacks.

[9] Everyone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thought, conscience and religion. This right shall include freedom to have or to adopt a religion or belief of his choice, and freedom, either individually or in community with others and in public or private, to manifest his religion or belief in worship, observance, practice and teaching.

[10] All persons are equal before the law and are entitled without any discrimination to the equal protection of the law. In this respect, the law shall prohibit any discrimination and guarantee to all persons equal and effective protec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on any ground such as race, colour, sex, language, religion, political or other opinion, national or social origin, property, birth or other status.

[11] It can be seen immediately that there are 4 essential elements of a valid marriage under the current statutory definition of marriage in Hong Kong, namely: (1) voluntary union; (2) for life;

(3) of one man and one woman; (4) to the exclusion of all others.

[12] In short, Hong Kong law has never recognised or permitted marriages by same-sex couples, and same-sex couples have never been able to lawfully marry in Hong Kong.

[13] Nevertheless, it is, in my view, clear that the expression “marriage” in BL 37 is a reference to heterosexual marriage only

[14] At the time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on 4 April 1990 and at the time that the Basic Law came into effect on 1 July 1997, Hong Kong law did not provide for or recognize same-sex marriage.

[15] At the time of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Basic Law and at the time that the Basic Law came into effect, no country in the world provided for or recognised same-sex marriage. Netherlands was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provide for same-sex marriage in 2001. It would be unreal to attribute to the draftsman of the Basic Law an intention that the word “marriage” in BL 37 would include a same-sex marriage

[16] BOR 19(2) is based on ICCPR 23(2), which has consistently and uniformly been interpreted to mean recognition and protection of a heterosexual marriag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but not a same-sex marriage.

[17] While it is true that the question of whether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marriage” in BL 37 could be extended to include same-sex marriage was not argued in those cases, I do not consider this fact weakens the strength of the aforesaid judicial pronouncements by the Court of Final Appeal and Court of Appeal that BL 37 only protects heterosexual marriage. I believe this proposition to be plainly and self-evidently correct, and the contrary proposition is simply not capable of serious argument.

[18]  It cannot, in my view, seriously be argued that BL 37 was intended to protect the right of marriage of same-sex couples when such form of marriage was simply unknown at the time of the enactment of the Basic Law.

[19] there must be shown strong and compelling local reasons for the court to depart from what has been generally understood to be the law on a matter as fundamental as the marriage institution which has its basis in the social attitudes of the community

[20] the court should not use the technique of updating interpretation to introduce or make a new policy on a social issue

[21] the court should exercise the power of updating interpretation with great caution where the new interpretation has far reaching consequences or ramifications; and

[22] the court should not make an updated interpretation if the language of the legislation is not capable of bearing the new meaning sought to be given.

[23] In any event, even if, contrary to my reading of the judgment, The Commonwealth of Australia v The Australian Capital Territory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case where the High Court of Australia made an upda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marriage”, the contemporaneous needs and circumstances in Australia in December 2013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currently existing in Hong Kong.

[24] …I should mention that although BL 37 protects only heterosexual marriage, it does not mean that same-sex marriage in Hong Kong is necessarily prohibited. BL 37 is protective, but not prohibitive. What it means is that same-sex couples do not enjoy any constitutional right of marriage but, as pointed out by Mr Steward Wong, SC (for the Government), it is open to the legislature to recognise and provide for same-sex marriage by legislation if it chooses to do so.

[25] If, as I consider it to be the case, MK does not enjoy any right of marriage under BL 37, being the article in the Basic Law which deals specifically with the marriage right of Hong Kong residents, she cannot derive such right from other articles of the Basic Law or Hong Kong Bill of Rights which concern other rights such as…

[26] Generalia specialisbus non derogant is a maxim which is applicable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itutions.

[27] Ms Li argues that even if the court were to reject MK’s primary case concerning same-sex marriage, MK is still entitled to the same legal protection as conferred by marriage on opposite-sex couples, and the Government is under a positive obligation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functional equivalent”, legal framework to same-sex couples[28]. The basis of this obligation, according to Ms Li, is essentially the right not to be subjected to unlawful discrimination.

[28] What MK is contending for is tantamount to a right to same-sex couples to marriage in all but name. In paragraph 14 of the draft Amended Form 86, it is said that the absence of any alternative mean(s) of legal recognition of same-sex relationships means that same-sex couples “have no way of obtai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a married couple along with all the benefits accorded under the law or in accordance with law which are enjoyed by married couples nor is there any alternative legal provision which enables them to enjoy such benefits”. Also, at paragraph 50 of the Skeleton Submissions for the Applicant dated 21 May 2019, it is stated that “[s]hould the Court reject the Applicant’s primary case (ie Ground 2 under the Amended Form 86[30]), we submit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nder a positive obligation to provide a legal status for same-sex couples with exactly the same legal benefits and protections as are enjoyed by married opposite-sex couples …” [emphasis added].

[29] In matters concerning rights, the court should look at “substance” and not “form”. If the Government is under no legal obligation to provide same-sex couples with the relevant rights and benefits through the institution of marriage, I consider it to be wrong in principle for the court to seek to achieve the same result through the use of another label or institution.

[30] Whether there should, or should not, be a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recognition of same-sex relationships is quintessentially a matter for legislation. For the court to declare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nder a positive obligation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legal framework to same-sex couples so that they can enjoy the same rights and benefits enjoyed by opposite-sex married couples would be very close to the court exercising legislative powers which are outside the proper province of judicial functions.

[31] It would also be wrong in principle, for the court to declare generally that the Government is under a positive obligation to provide to same-sex couples an alternative legal framework carrying all the rights and benefits enjoyed by opposite-sex married couples without examining whether any particular right or benefit ought to be available to same-sex couples, eg the right of same-sex couples to adopt a child may have to be restricted or modified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ld to be adopted.

[32] It is, in my view, apparent from the reasoning of the majority of the ECtHR in Oliari that their decision was based on an assessment of the particular prevailing legal, social and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in Ita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levant on-going developments in Europe and globally (particularly in the Americas and Australasia).

[33] I do not consider that the factors which the majority of the ECtHR relied upon to reach their conclusion are present, or applicable to the prevailing circumstances, in Hong Kong.

[34]  I am unable to see how the absence of legislation to give legal recognition or protection of the status of same-sex relationship can be said to amount to arbitrary or unlawful interference with the right to “family”(even assuming that, in the Hong Kong context, a family can include a same-sex couple) or “privacy” or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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