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雋寧（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圖取自網絡

2025年2月一宗跨越大西洋的訴訟引起關注。四個在英國失去孩子的家庭，於美國特拉華州控告TikTok及其母公司字節跳動，指控他們透過演算法推送危險內容，間接導致他的孩子的死亡。

四名年介12至14歲的孩子Isaac Kenevan、Archie Battersbee、Julian “Jools” Sweeney與Maia Walsh，各人素未謀面，卻在2022年期間先後因參與昏迷挑戰（Blackout Challenge）而窒息過身。

Blackout Challenge：TikTok演算倍大高危行為效應

昏迷挑戰早在網路上流傳。用家受到影片鼓動，以壓迫頸部方式讓自己短暫窒息，挑戰徘徊於失去意識與生還之間。據說，這種缺氧會帶來短暫「飄浮感」，激發年輕用家冒險的心理。當影片剪去痛苦和窒息的後果，留下成功挑戰－－逃離喪命邊緣－－的假象，這種危險行徑就這樣被包裝為勇氣和成就的表現。

這類極端內容在TikTok上迅速傳播，並非偶然。TikTok的演算法會依據觀看時間、互動記錄推送內容。這與青少年大腦前額葉未發育完全、追求刺激和渴望認同等各種成長階段的特徵，產生回饋。影片內容愈危險，引發的刺激感愈強，參與其中的成就感和身份認同愈強，觀看者就會搜尋和追看，這再引來演算法加倍推送。冷冰冰的技術形成命懸陷阱。

事隔三年告TikTok殺人 困難重重

為何事件發生在2022年，這些家庭卻一直到2025年才提起訴訟？這關涉到多個技術原因的拉鋸。

在四個受害者之中，Isaac與Maia的手機留下了明確證據：那就是他們多次嘗試「窒息昏迷」的行為；而Archie與Jools的案件，儘管未有直接畫面記錄，但搜索紀錄和演算推送痕跡，同樣指向TikTok促成悲劇所扮演的角色。然而，要蒐集這些證據並不容易。TikTok並未主動公開這些孩子帳戶的完整數據，部分資料甚至已經刪除。父母花超過一年時間，透過法律程序艱苦地索取，卻仍只得部份資料。此外，TikTok是深受中國共產黨影響的美國公司，這種涉及三國的跨國訴訟，面對法律制度差異以及司法管轄問題，令事件變得更加複雜。

簡言之，要在法庭上證明「TikTok演算法殺人」，困難重重。

2025年的訴訟之所以可能，原因是規管社交平台的法律的變革。社交平台的演算一直受到《通訊端正法》第230條的豁免所保護，免其負責，直到2024年上訴法院裁決演算化推薦內容，可被追究責任，才令到父母在控告TikTok演算法上找到突破口。此外，英國《網路安全法》在2025年生效，要求平台主動保護兒童，亦為他們的訴訟打下強心針，更有理由集體向TikTok施壓。

上網、演算 雙重隱密 父母難作保護

TikTok在回應中強調：平台有禁止推廣自殘與危險行為，並持續地審核內容。他們堅稱昏迷挑戰早在TikTok誕生前，已存在於互聯網，那麼平台就不應為個別用戶的極端行為買單。無容置疑，平台顯然未有禁絕年輕人接觸這些危險內容。然而更大的爭拗點在於，TikTok的系統的黏著度和推送力，放大昏迷挑戰的危險影響，那麼它是否需要為「放大危險」而負責？

或許平台想將責任推給父母教而不善。然而四對父母在痛失子女後，根本難以取得子女的完整活動紀錄，更遑論那些子女尚在的父母，怎能突破TikTok視之為商業秘密的演算法，監察子女的網上活動？而那些參與昏迷挑戰（或其他高危挑戰）而喪命的人，往往被發現時都在浴室或睡房等青少年的隱私空間。網絡影響和演算法的雙重隱密特質，令到使用TikTok的年輕人，處於極脆弱的處境。

採取Distrust and Verify態度 父母之道

畢竟沒有人能永遠終止昏迷挑戰同類的高危行為，然而若我們只把這次訴訟理解為「四個家庭的悲劇」，那麼教訓將會淹沒在下一浪「xx挑戰」裡。但這宗訴訟的真正挑戰是社交平台的結構問題：當平台利益與用戶安全發生衝突時，社會應如何介入？當演算法被證明能導人向「危」，我們是否仍能允許科技公司以「技術中立」作為擋箭牌？

演算法是TikTok「賺大錢」的戲法。倘若用戶－－尤其父母－－能透過干涉演算法來保護自己的子女，把高危內容和平台利益一併排除在外，TikTok又願意這樣做嗎？

就正如美國前國務卿Mike Pompeo提出一種對中態度：「Distrust and Verify!」這似乎向父母示範了對TikTok的態度，也就是不能再預設TikTok會提供安全和可問責的平台。反而要對TikTok先行懷疑，弄清透明、問責與保護。這是四個家庭越洋訴訟所給我們的啟示。

延伸閱讀：
BBC｜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ABC News｜The Guardians｜SC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