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視、家庭還是基因……?最新研究告訴你哪個因素令同性戀者心理健康較差

招雋寧(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同性戀、心理問題,要將兩個詞語一併放在文章的開端會刺激到好些人,不夠政治正確,敏感度也不足。

要這樣放也不是不行,只要把話說成「同性戀者的心理健康問題,是因為受到歧視」就行了。

這種說法來自性小眾壓迫論。那是說異性戀作為常態的社群,作為有權力的階級,壓迫無權力定義性常態的各種性傾向者--他們被歧視、污名、妖魔化、霸凌、宰制……任何類似的壓迫,結果令同性戀者比其他人更抑鬱、更焦慮、有更高自殺傾向。性小眾中的「小眾」一詞也就是相對異性戀大眾而來。

過去二、三十年,性小眾壓迫理論已經成為許多高等學府中社會學科的金科玉律。要提出不同意見,往往要付出代價,包括被道德審判,遭到同儕群起而攻之以及制度的排擠。

研究:性小眾精神健康確實較差,更大程度是與基因、天生氣質和家庭環境有關

最近有三位學者在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的頂尖期刊《Psychological Medicine》發表了一篇將同性戀和心理問題兩者放在一起研究的系統性整合分析,強力地挑戰了性小眾壓迫論。先跳到結論好了:性小眾精神健康確實較差,少部份原因也可能涉及歧視,但更大程度是與基因、天生氣質和家庭環境有關。

一讀研究,筆者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是其中一位作者J. Michael Bailey。

Bailey於美國西北大學擔任心理學教授。對於不熟悉的讀者,要補充一句,西北大學心理學系是心理學界的翹楚。然而Bailey教授之所以享譽學界,不僅在於學者的貢獻和地位,更在於他是在性傾向研究中不怕得罪LGBT的人物之一。多年來,他一直質疑「單由基因決定同性戀」的說法,並參與同卵雙生研究,稱同性傾向分別是由先天和後天的因素影響而成。二十多年前他曾在《The Man Who Would Be Queen》的書中提到部分跨性別女性的性別不安感,與對自身成為女性的性興奮有關(即「自我女性戀,autogynephilia」),因而受到跨性別人士猛烈攻擊,並受到校方調查。此外,他對於近年許多少女突然說自己是男生的速發性別焦躁(ROGD)也提出了學術見解;該現象同樣是受到跨性別政治群攻的課題之一。

從不向性小眾意識形態低頭的Bailey,有份參與劍橋期刊的研究。

另一位作者J. D. Haltigan來歷也不淺。他曾因在申請職位時拒填DEI聲明而控告加州大學。儘管案件遭駁回,但加州大學亦決定取消強制要求申請人提交DEI聲明,在實質上抗衡了左翼政治。他近年公開批評學術界的DEI風潮,亦不同意現今經常把心理健康問題包裝成受害者敘事。

以上學者的經歷解釋了前述研究的起點:到底能否把一切問題都歸咎於歧視和壓迫?

那麼我們就看看學者團隊怎樣得出「精神健康的差距來自家庭和基因」的結論。

一如前述,性小眾壓迫論主張,性小眾較差的心理健康,主要來自社會結構的歧視,例如找不到工作、升遷機會較少、受到上司、同事甚至朋友家人的霸凌。

然而,性小眾壓迫論的理論是否真確,一直受著兩大挑戰。其一是,社會學家留意到同樣是小眾和受歧視的黑人社群中,未見有這種全面心理健康劣勢的狀況。那是否意味著心理健康好壞受歧視以外的原因所影響呢?其二是,心理學家知道一般心理健康問題,受到氣質和遺傳所影響。這些因素都遠早於性傾向的形成。如果性傾向也同樣受到早期的氣質和遺傳影響,那麼性小眾和心理健康都同樣是先天的「果」,而不是「因」了。

那麼三位學者就比較了同卵雙生子,一人是異性戀,另一人是性小眾(同性戀或雙性戀)。他們的基因高度相同、共同成長於家庭環境,而性傾向卻不同。

如果性小眾壓迫論是真的,性小眾雙胞胎的心理健康問題,亦應比那位異性戀的另一位雙胞胎更差。而且,這個差距既然是來自異性戀者的歧視,那麼性小眾雙胞胎與任何其他異性戀者比較時,應該同樣存在差距、同樣較差。

問題是,如果性小眾壓迫論是不對的呢?如果差距真的來自共同家庭或遺傳基因呢?那麼在性小眾心理健康差時,異性戀的另一位雙胞胎的心理健康,也很有可能同樣地較差,因為他們有同樣的基因、相似的家庭環境;或說,雙胞胎兩人的心理健康差距,會大幅收窄,甚至完全消失。

於是,學者利用17項實證研究結果,其中包括雙胞胎及非雙胞胎兄弟姊妹,分析了普通人口比較、家庭成員之間的比較,以及同異性傾向的同卵雙胞胎的比較。

 

研究結果

結果亦很簡單,簡單到文獻中學者只用了三個簡短段落,就精彩地交代完畢。

性小眾的心理健康,確實比一般人差,有中等程度的差距。不過,在比較任何家庭成員時,差距就縮小了47.5%;而關鍵的雙胞胎比較呢?差距進一步收窄,縮小65.7%,只剩下原本的三成四。即使加入超大型兄弟姊妹研究的數據,差距收窄沒那麼明顯,但仍然存在。

換言之,平常說同性戀者的精神健康,比一般人較差時,與那同性戀者有著一樣基因和家庭背景的另一異性戀者,其實精神健康也差不多一樣差,因為三分之二的「較差」是來自他們共有的基因和家庭背景。

那還有三分之一呢?這部份就真的有可能來自性小眾壓迫論吧,學者也認為這是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因為也有可能是性小眾能夠結婚的對象和機會較少--畢竟同性戀者人口較少(然而人少才不是異性戀者的壓迫,好嗎?)。此外,學者認為如果整個社會都在加劇「同性戀受害」的敘事,反而會令到本來無關歧視的心理問題,變本加厲。

無論如何,性小眾壓迫論再對,也解釋不了另外三分之二的原因,那麼「歧視令精神健康較差」的說法的說服力,以後將會更加牽強。然而這不是歧視同性戀者的通行證。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有三分之二中的某些部份,與家庭和成長背景攸關時,了解同性戀者的家庭經歷,不也是試圖解開不利精神健康糾結的正途嗎?當有些人在陪伴同性戀者翻開糾結時,就別再說這是拗直和歧視了,好嗎?

延伸閱讀:

Ujma, P. P., Haltigan, J. D., & Bailey, J.M. (2026). How much is sexual minority stress confounded with familial causes? A systematic multilevel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Medicine, 56, e256, 1–7 https://doi.org/10.1017/S0033291726105546

《The Washington Stand》

作者:招雋寧 (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本科修讀社會政策。致力研究家庭﹑性別及身體的課題。招先生為本會疏理和發掘新近的性文化知識,協助策展具學術基礎的性教育,使本會受眾獲得紮實及適時的知識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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