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梓傑(香港性文化學會實習生)

將出軌視為「人性必然」的悲觀論調,表面上看是一種看透世事的清醒,實則卻是現代人為了規避失望而預先築起的心理防線。然而,若我們跳出單純的道德譴責或宿命論,依然需要面對那個最核心的詰問:那些在世俗標準下並不缺愛、甚至擁有穩定幸福伴侶的人,究竟是什麼驅使他們走向背叛?
要拆解這個問題,首先無法繞開大腦在演化上設下的「多巴胺騙局」。
在人類的愛欲機制中,「長期的陪伴」與「短暫的激情」原本就由兩套截然不同的神經化學系統所掌管。當一段關係走過最初的熱戀期,彼此的氣味、習慣與身體逐漸成為日常的一部分,大腦主要依賴催產素來維繫深層的安全感與依附;但與此同時,負責獎賞與渴望的多巴胺系統,卻天生對「熟悉的事物」極度冷感。多巴胺本質上並非快樂的製造者,而是「預期落差」與「新奇感」的追逐者——它只在面對不確定性、神秘感與禁忌越界時,才會劇烈分泌。
試回想一下,你在日常生活中是否也曾體驗過這種由「禁忌」催生出來的微妙快感?好比學生時代在嚴厲老師的課堂上,於桌底偷偷傳閱紙條或偷看小說;又或者在嚴格戒口減肥的凌晨三點,躲在廚房裡煮一碗連一條青菜都沒有的高熱量即食麵;甚至只是在上班時間,趁上司轉身的一刻偷偷瀏覽與工作無關的網頁。平心而論,那本小說的情節、那碗即食麵的味道,難道真的比平日在陽光下光明正大享用時更出色嗎?顯然未必。真正令你心跳加速、感到無比刺激的,或許不是事物本身的客觀品質,而是「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越界感,以及「危如累卵」般的處境所帶來的腎上腺素飆升。
親密關係中的背叛,在神經機制上其實遵循著完全相同的邏輯。這便解釋了為何一段地下關係往往具有令人目眩的吸引力:出軌者之所以在偷情的過程中感受到久違的心跳加速,甚至產生「這才是靈魂共鳴」的錯覺,很大程度上並非因為那位第三者比原有伴侶更完美,而是因為隱瞞、秘密與隨時曝光的風險強制喚醒了大腦的杏仁核,並促使腎上腺素分泌,進而在生理層面將多巴胺的訊號放大了數倍。換言之,大腦對人類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它讓出軌者把打破禁忌所帶來的廉價生理亢奮,誤讀為宿命般的真愛。他們在秘密關係裡所迷戀的,往往不是另一個人,而是那個在危險邊緣被短暫激活、暫時脫離了日常平庸的虛幻自我。
只是,神經科學的機制雖然揭示了誘惑的起點,卻無法成為消解個人責任的擋箭牌。因為生理衝動充其量只是大腦拋出的一個訊號,而將訊號轉化為一連串隱瞞與背叛的行動,卻必然涉及自由意志的妥協。正如美國牧養輔導員喬·達拉斯所說的:「感受不決定你的命運,你的決定才決定你的命運。」
在這裡,問題便從生物學跨越到了存在主義哲學的領地。
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曾提出一個極為銳利的概念——「自欺」。薩特認為,人注定擁有絕對的自由,但自由本身卻是一副沉重的枷鎖,因為它要求個體必須為自己每一個微小的選擇承擔全部後果。為了逃避這種令人焦慮的責任,人們在做出不光彩的選擇時,往往會在心理上啟動「自欺」機制:主動將自己從一個擁有決定權的「主體」,降格為一個受外力擺佈的「被動客體」。
在出軌的語境中,這種「自欺」幾乎無處不在。當背叛被揭穿時,人們最常聽到的辯白莫過於「我控制不到自己的感情」、「當時的氣氛太曖昧」、「我也沒想過事情會變成這樣」。透過這套敘事,出軌者試圖在內心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無辜的容器——彷彿是酒精、是深夜的孤獨、是多巴胺的洪流推著他往前走,而他只是身不由己地順應了命運。
然而,薩特哲學最冷峻的地方,正在於它徹底粉碎了這種內心戲的溫存。在「存在先於本質」的原則下,一個人的本質從來不由他「內心深處的善良意圖」來定義,而是由他實際做出的「行動總和」來定義。試問,在一段越界關係真正成形之前,當事人究竟經歷了多少個清醒的分岔路口?從決定回覆一則曖昧訊息、刻意抹去手機裡的聯絡痕跡,到向伴侶編造一個掩飾行蹤的謊言,那每一個瞬間,難道真的是大腦被荷爾蒙完全劫持的意外嗎?顯然不是,每一步都是當事人清醒地動用自由意志所簽署的決定。所謂的身不由己,不過是人們為了在享受越界快感的同時,依然能維持內心道德自尊,而精心編織的一場自我欺騙罷了。
再往深處追問,為什麼現代人如此容易落入多巴胺與「自欺」的合謀之中?真要說的話,或許是因為我們正處於一個極度恐懼「煩悶」與「真實他者」的時代。
早在一百多年前,存在主義的先驅齊克果便在《非此即彼》中描繪過一種「感性階段」的生存狀態。處於這個階段的人,將人生的意義完全建立在感官的新鮮度與當下的情緒波動之上。在當代文化裡,這種順從慾望、拒絕被單一關係綁定的姿態,常被浪漫化為「活出真我」的自由;但在齊克果眼中,這卻是一種最深沉的絕望。因為一個無法忍受關係進入平淡期、必須仰賴外在新鮮刺激才能確認自身存在的人,其實從未真正擁有過內在的自由——他只是淪為了偶發情緒與感官慣性的奴隸,一旦新鮮感退潮,便不得不面對內心巨大的空洞。
德籍韓裔哲學家韓炳哲在《愛欲之死》中的剖析,則為這種現代困境補上了另一塊拼圖。他指出,當代社會正在消滅真正的「他者」。在一段長期的伴侶關係中,對方是一個具體而真實的「他者」——他會有情緒的稜角、會有生病衰老的時刻、會與你在柴米油鹽的瑣事中產生摩擦,這要求你必須付出耐性、走出自我中心去進行磨合。
哲學家唐君毅在《愛情之福音》中也曾精準地剖析過這種心理錯覺:人在關係穩定後之所以總覺得「別人更好」,往往並不是因為伴侶真的變差,而是因為一旦我們認定對方「屬於自己」,便會自動切換成冷酷的「現實態度」去審視對方的平凡與瑣碎;相反,對於遙遠、未曾擁有的第三者,我們卻將內心渴望的「理想濾鏡」投射在對方身上,誤以為那份美好是對方獨有的特質,實則「好不在她人,而在你理想之自身」。在偷情的真空裡,雙方只需要展露最迷人、最體貼的切片,第三者往往不是一個需要承擔其生命重量的真實「他者」,而只是一面用來投射自我幻想的自戀鏡像。
說到底,出軌並不是對愛情的勇敢追尋,而是對「真實關係之重」的怯懦逃避。當一個人缺乏直面日常平淡與人性瑕疵的勇氣時,便極易躲進那種無需負責的輕盈幻覺裡。只是,如米蘭·昆德拉所言,沒有重量的東西,往往也無法承載任何意義;當秘密最終在現實的陽光下瓦解,那場看似絢爛的越界除了留下信任的廢墟外,什麼也無法為生命積澱下來。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在《抒情歌》中,曾借一位遭戀人背叛並經歷死別的女子之口,寫下過這樣一句沉痛的告白:「比起失去戀人,失去愛之心更加可哀。」在川端原本的語境裡,那是被拋棄者的哀歌——女主角回憶起昔日尚在相愛時,哪怕只是在百貨公司買一條領帶、或在廚房持刀收拾一尾方頭魚,全身都會流淌著幸福的暖流;可在經歷背叛與失去後,連面對日常與花鳥都只剩落寞虛空。
我們不妨在此對這句話作一個未必與原意相同卻直指當代困境的解讀:在今天這個出軌新聞頻傳的時代,最可哀的或許不只是某一段關係的破裂,而是無論背叛者抑或旁觀者,都在這場荒謬的遊戲裡漸漸失去了那顆真正的「愛之心」。如果將我們前文所探討的一切收束起來,所謂的「愛之心」,從來就不是大腦在禁忌邊緣分泌的廉價多巴胺,也不是投射在第三者身上的自戀幻影;真正的「愛之心」,是如川端筆下那般能夠在「買領帶、收拾方頭魚」的世俗瑣碎中依然感知到生命溫度的能力,是韓炳哲所說走出自我中心去接納真實「他者」的勇氣,更是薩特筆下拒絕以「自欺」逃避責任的主體承擔。
這也是為什麼法國哲學家馬塞爾會將真正的專一稱為「創造性的忠誠」,而非被動死守的教條。對他而言,真正的忠誠,是人類超越動物性本能後,所能展現的最高級自由。唐君毅亦曾指出,動物只能活在當下零碎的感官衝動裡,哪裡有新鮮的刺激便往哪裡去;唯有人類是能自覺的存有,其心靈貫通著過去、現在與未來——當一個人在變動的誘惑中選擇守住昔日的承諾,他所捍衛的並不只是外在的規條,而是自己跨越時間限制、在生命長河中始終如一的「一貫人格」。
在這個滑一下螢幕就能開啟一段曖昧、隨時可以用「感覺淡了」來合理化背叛的時代,出軌其實毫無難度,它不過是順著神經化學與消費習慣的一次隨波逐流。相反,當一個人看穿了理想投射的騙局,拒絕在犬儒與速食誘惑中交出自己的「愛之心」,並甘願在漫長歲月裡與伴侶共同承擔起生活的真實重量——這種清醒的專一,或許才是當代人對抗虛無時,最能表達「此在」的叛逆。畢竟,順從本能去追逐禁忌的刺激,路上的野鴿都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