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雋寧（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自從成為孩子的父母，人生的優次就完全改變…」
這是許多父母的直覺，只是為何會這樣？
嬰兒要用甚麼尿布、奶粉、學校、照顧者、甚至是享有稅務、醫療和教育等公共政策，當人去考慮甚麼對兒童最有利時，成年人就會發現不能再只考慮自己的渴望。考慮到一個最弱勢、最不能自我保護、最不能自存的幼兒福祉時，成年人就要思考人性的問題－－甚麼是人性？人有本性嗎？人應該要像這樣，像那樣？當人要顧念弱勢時，就會改變自己人生的優次。
身處當代，考慮到甚麼是人性時，會受到現代主義的衝撞。現代理性主義讓我們相信人定勝天。人意識到，自己可以透過掌握技術和原理，解脫自然世界的束縛，反過來控制這個世界的事物。事物都為我們所用－－甚至人性。
人性和身體都成為了「為我們所用」的事物。從進步的觀念，我們非常習慣以生物學的方式認識我們的身體。這樣，在醫藥和救治人命的目的（ends）上，取得重大貢獻，延命益壽，減少病痛。可是，若從激進的層面去看，我們有機會把人性和身體化作受操弄的對象，變為達到其他目的之手段（means），這種操弄很大可能會扭曲我們的共通人性。因為人不能成為別人的手段。
姑勿論變性手術這種顯而易見的身體操弄，我們可看看更加隱藏的日常例子－－家庭。
幾千年來，家庭是孕育幼兒的基礎單位。這種單位基於人身體的自然結構，因為只有一個男人和一個女的性結合才有機會產下孕兒。「幾千年至今都是這樣」反映出現實；儘管這理由不足以成為「一定要是這樣」的充分條件，但是透過古今中外，跨越各種婚姻和男或女主導的家庭文化，絕大部份人類的普遍生育經驗，仍給予我們「只能是這樣」的結論：「幾千年至今，嬰幼兒是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所生產和連結」。這就是常態。
這種常態，也就是說「阿媽是女人」的事，在進步威權主義的思潮（progressive totalitarianism）下，經常被描述為偏執、不夠包容和邊緣少眾。進步威權主義者對於常態有莫名的恐懼和仇恨，感到自己的獨特身份會被常態吞噬和掩沒。《UnHerd》的專欄作家Mary Harrington鑄造了一個概念來形容這種思潮：常態恐懼症，Normophobia。
受Normophobia影響的人，將一切來自舊有的、人類經驗所累積的規範，不論是來自生理的還是文化的，都視為對他人的壓迫，以及是被建構的，是用來支持既得利益者（西方最常提及的就是白人、異性戀、男性和基督徒）。進步威權主義者突破常態，徹底摒棄「正常」的領域，重新人為建構任何常態以外的、流動的新常態。
就以核心家庭為例。
幼兒由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結合而生的結構而成－－這是家庭的常態。進步威權主義者在核心家庭的定義之上，大量擴闊和僭建人際關係。家庭的結構可以是兩個男人組成、兩個女人組成（同性婚制）、三男兩女組成（多元婚制）、一個人與一件物件（跨物種婚制）、一對動物（寵物婚禮）、一個人與一些動物（跨種族婚禮）、一個人（單人婚禮）……任何人際關係，只要套上一個婚禮，要求他人承認，就成為「新」家庭－－配得獲取家庭福利和領養孩子的權利。若果夫妻生子是常態，就會令進步威權主義者感到恐懼，恐怕不夠平等、獨特、多元和不夠真我。
Harrington又以變裝皇后（Draq Queen）兒童故事時間為例。在西方社會，有些男人會打扮成妖豔的森巴跳舞女朗，也就是Draq Queen，在圖書館中向兒童說故事。故事的主旨大概離不開「做真正的自己」、「不介意別人眼光」和「人人都有自己喜好」，來說明人可以選擇自己性別和裝扮－－儘管奇形怪狀－－的道理。一篇由Harper Keenan and Lil Miss Hot Mess撰寫的學術論文就提到，這種變裝故事時間就昤要「對性別……有具體的政治抵抗」。讓我借用共產黨的說法，就是「從娃娃抓起」，為下一代注入對性別常態不安的思想。
恐懼男女婚姻組建的家庭和男女性別二元的常態，對成人來說沒甚麼代價。然而，為了成人面子而付出真正代價的是兒童。即使在最富裕的家庭中，孩子的心靈還是會因為父母離異而受到傷害；孩子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最終面對精神困擾的，也並非進步威權主義者，而是孩子本身。
Katy Faust對於這種意識形態有精準的觀察。它顛倒了成人和兒童之間正常的照顧關係。原本應該由成人為兒童放下成年人的渴望，改變為兒童為成年人的渴望作出犧牲。
墮胎權利和人工生殖科技是表表者。正常成胎的孩子，被剝奪正常出生的權利，基於成人所擁有的墮胎權利。正常無法懷孕的成年人－－單身男性、同性伴侶等等－－剝奪了兒童理應獲得與原生父母連結的權利。
有些人可能會因為同情 同性伴侶／單身男子沒辦法自然成孕，而認為那些反對人工生殖和代母的人，就是冷酷無情。實情是反對者將關懷和同情心，從成年人的渴望身上，轉移到即將可見的孩子身上。因為肯定常態的人，看到千千萬萬因受孕而生的孩子，在成長中面對身份困惑，哭訴渴望找回他們的原生父母。這是真正成熟的人能夠真正捍衛弱勢，重排成年人的優次。
代價不應在兒童身上。
明星Khloé Kardashian通過代孕獲得男嬰。她坦白承認這像是「買賣交易的經驗」，令到她與幼兒難以連結。儘管在Normophobia之下，Kardashian拒絕判斷她的買賣是壞事，「只是與別不同，不能說好與壞」，但一如哲學家Michael Sandel的《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所描述，錢銀扭曲了母子關係的內在德性。
人性可塑，但不是毫無底線。
正如男性和女性有可塑性，女人可以做到部份男人做到的事，反之亦然。但性別還是分男和女。即使最極端的雙性癥狀（intersex syndrome)，亦分為男性的雙性癥狀和女性的雙性癥狀。又正如，照顧嬰兒的可以是任何成年人，但每個嬰兒都只有一個親生母親。
是時候拋開恐懼，肯定人性是有其常態，有其底線。
延伸閱讀：
《First Things》｜《Drag pedagogy: The playful practice of queer imagination in early childhood》｜《Them Before Us》
作者：招雋寧 （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本科修讀社會政策。致力研究家庭﹑性別及身體的課題。招先生為本會疏理和發掘新近的性文化知識，協助策展具學術基礎的性教育，使本會受眾獲得紮實及適時的知識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