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珊（研究主任）

現年24歲的姬拉．貝爾（Keira Bell）在2020年12月贏得一場標誌性的英國高等法院訴訟，得到三位法官一致同意，16歲以下兒童，不太可能就使用延遲青春期發育的「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blocker）所導致的身體後果，作出知情同意決定。13歲或以下兒童更是幾乎不可能有能力作出知情同意決定。「我是一個不快樂的女孩，需要幫助。相反，我被當作實驗來對待。」對於性別診所醫生沒有謹慎質疑當時年輕的她的變性決定，貝爾感到十分惱怒。她對裁決感到高興，認為有助阻止其他像她一樣受情緒困擾的青少年，過早作出不可逆轉的決定。

然而支持「肯定式」（affirmative approach）的跨性別人士則批評貝爾「在法庭上倡議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去毀掉跨者的生命」。又質疑她根本不是跨性別人士，卻基於「恐跨」（transphobia）為他們代言。這些批評往往是建基個人經驗出發，即是基於個人的成功經驗或渴望，直覺認為失敗或反對的人都不了解狀況。

不過貝爾並非僅僅是身受其害才挺身而出，有很多客觀證據支持今時今日，對跨性別青少年的治療已脫離醫學專業，並且被狂熱的意識形態所「騎劫」，極須介入保護受影響的青少年，免其在未有深思熟慮的情況下，作出無可挽回的選擇。貝爾的自述，正好結合了她個人的親身經驗，以及她後來才獲悉的客觀證據。貝爾坦言，當她加入訟訴時，從沒想過會有這麼大影響力。她希望她和其他人「逆轉變」（detransition，回復原生性別身份的過程）的經歷，可以幫助其他青少年避免錯誤走上變性路，影響終身。

5歲父母離異　青春期發育適應困難

貝爾的父親是駐英的黑人美國空軍，母親則是白人。貝爾大約5歲時，雙親離異。她和妹妹跟隨母親。她們一家不僅要依賴社會福利援助金生活，母親更有酗酒和精神問題。貝爾的父親雖然一直留在英國，但與姊妹倆十分疏離。縱然家庭遭逢巨變，但這段兒童期，反而是貝爾最開心的階段。小時候，「男仔頭」的她和一班男孩子混在一起，沒有隔膜。直到開始青春期發育，對貝爾而言仿如惡夢的開始。胸部和臀部發育令貝爾煩厭，最要命的是開始來經，除了經痛，亦令她感到失去活力。

慢慢她脫離了男孩堆，但她又不覺得自己屬於女孩群。母親酗酒嚴重，使貝爾不想邀請朋友到家裡。漸漸她愈來愈孤獨。她們經常搬家，每一次都要適應新環境和新學校，令貝爾的問題更形複雜。到14歲時，貝爾輟學，整天留在家中，窩在房內上網、打電動和聽音樂，患了嚴重抑鬱。

與此同時，貝爾發現自己喜歡女性，令她以為自己出了問題。母親這時突然問貝爾是否想做一個男孩——一個貝爾之前壓根兒沒想過的問題。之後貝爾在網上找到一些女生變性為男生的網站。稍後，貝爾搬去和父親同住，而父親那時的伴侶不約而同問貝爾同一個問題——這時貝爾表示自己是一個男孩，亦想成為一個男孩。

現在回想，貝爾當時認為賀爾蒙可以使她長高一點，而且外表更像男性。

堅稱自己是男孩

由首先向心理醫生求診開始，直至獲轉介到性別診所，貝爾一直堅稱自己想成為男生。性別認同發展服務（Gender Identity Development Service, GIDS）隸屬於塔維斯托克暨波特曼國家健康服務基金會（Tavistock and Portman NHS Foundation Trust），是全英國唯一服務18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的公營性別診所。在那裡，貝爾獲診斷為性別焦躁症（gender dysphoria）。

貝爾那時堅信自己需要變性——她形容那是一種青少年典型的，未經深思熟慮的主張。但堅定主張的背後，卻是一個「經歷過父母遺棄、感到與同輩疏遠、患有焦慮和抑鬱，並在性傾向上掙扎」的沒有安全感的女孩。而這個女孩以為變性是解決種種困擾的出路。

與社工作了數次簡單的會談後，貝爾獲處方青春期阻斷劑——那時她16歲。一年後，開始睪酮（男性賀爾蒙）治療。到20歲時，貝爾切除乳房。當時她已擁有十足的男性外表，包括低沉的聲線和鬍子。她也改了一個男性化的名字：昆西（Quincy）。

然而越往變性的路上邁進，貝爾越發明白她不是一個男人。隨著時間過去，她發現性別焦躁只是表徵，而不是困擾她的成因。21歲時，她毅然停止變性，開始回復女性身份。很多跨性別男性說過，當體內有高劑量睪酮時，不會哭，哭不出來。貝爾也有相同情況，無法宣泄情緒，「我再次成為姬拉的第一個跡象是——謝天謝地，我終於可以哭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哭」。

年青人有力作知情同意決定嗎？ 法官：非常可疑、不太可能

今日，貝爾重拾女性身份，但賀爾蒙和手術帶來的身體改變，有部分是永遠也無法回復的，包括「可能會不育、失去乳房和無法餵哺母乳、生殖器萎縮，以及聲音和面部毛髮已經永久改變等等」。基於變性治療影響深遠，貝爾認為醫生應該首先探問清楚，是否有其他精神問題，導致她的性別焦躁，而不是肯定（affirm）她相信自己是一個困在女性身體內的男性。貝爾的疑問是，心智尚未足夠成熟的青少年，可以作出有意義的知情同意決定嗎？

2020年1月，貝爾以申訴人身份加入一宗司法覆核，要求法官考慮在GIDS接受治療的青少年，是否可以有效地同意這些醫療程序。申訴方爭論GIDS應該謹慎診斷每一個求診個案，而不是把他們當實驗品。同年年底的裁決，三名法官一致站在貝爾一方。

法官一再對塔維斯托克醫院的操作——尤其是缺乏求診病人的基本統計數據，表示驚訝。法官發現醫院在缺乏科學實證下，向小至10歲的兒童處方青春期阻斷劑——臨床研究顯示絕大部分兒童會緊接使用賀爾蒙，這意味很大機會不育。基於治療的實驗性質及其產生的深遠影響，法官關注醫院欠缺求診兒童的跟進數據。

此外，對於求診青少女暴增，法庭留意到醫院沒有提出臨床解釋，甚至連開始青春期阻斷劑治療的年齡的統計數據也欠奉。在2009年度，有77名兒童及青少年獲轉介到GIDS，當中大約一半是男孩。可是9年後，2018年度，求診人數已急升至2,364人，特別的是女生佔了近四分三。二千多人中，超過一半是14歲或以下。年紀最小的，只有3歲。

法官總結認為，14-15歲能夠充分明白治療後果，然後給予同意，是「非常可疑」（very doubtful）；至於13歲或以下者，更是「不大可能」（highly unlikely）。而16-17歲，法官建議醫生在開始治療前，先取得法庭批准。塔維斯托克醫院已即時根據法庭裁決調整服務，但同時提出上訴。

變性後恍然　自己仍然是一個女人

在治療兒童性別焦躁症中，使用青春期阻斷劑的目的是暫緩青春期發育。有說法指是爭取時間讓兒童探索自己的性別身份，才決定是否繼續變性。但貝爾感覺像是更年期：她經歷潮熱、盜汗和腦袋像有層霧，思考模糊。這些徵狀倒令貝爾更難想清楚自己的狀況和需要。

一年後，貝爾逼不及待開始下一階段的療程——睪酮素：「我想感覺像一個年輕男生，而不是一個老婦。」很快，貝爾自信心大幅提升。其中之一原因，是睪酮令聲線變得低沉，貝爾感覺說話更加有威嚴。

20歲時，貝爾已經轉到成人性別診所接受治療。那時她早已以男性身份生活，滿腮小鬍子，外表與男性沒兩樣。然而長期束胸，除了令貝爾呼吸困難和疼痛外，胸部亦已因長期束縛——和睪酮影響——而變形。所以她決定做手術切除乳房，好使上身外觀與面貌一致。手術令貝爾胸部神經受損，觸感不比從前，也不可能再哺乳。

貝爾知道一切後果自己責無旁貸，畢竟是自己下的決定，亦已經成年。然而這條變性路——青春期阻斷劑，睪酮，然後手術——卻是在她16歲，思想未足夠成熟，並且受情緒困擾時早已舖設。

手術後一年，貝爾開始開竅。她開始反思怎樣走到今天這一走，又是甚麼令她成為一個男人，包括向性別診所求診的種種。她回想14歲時，她以為賀爾蒙和手術會使她成為男性；直至今天，過著跨性別男性的生活，反而令她發現，變性程序沒使她成為男性，她仍然是一個女性。「我開始看到我的生活是基於刻板印象」，她只是活在想像中男性化的刻板形象。她開始覺得一切都變得越來越沒有意義。她亦擔心日後能否找到親密伴侶。事實上，現時沒有人說得準變性治療的長期影響，例如通常在更年期才發生陰道壁變薄和脆弱的陰道萎縮，在賀爾蒙治療中，已經出現。

貝爾決定停止賀爾蒙治療，重拾女性身份。她開始在社交媒體認識一班跟她有相若經驗的女生——稱為「逆轉變者」（detransitioner，也稱為「後跨」）。群組人數不斷上升，「好像所有這些年輕女性都集體意識到，我們捲入了醫療醜聞。這是一個我們可以談論我們的經歷，並互相支持的地方。」貝爾知道，原來她並不孤獨：「我感到解放了。」

「肯定式」治療哲學問題重重　無奈醫療問題政治化

原來GIDS內早有一班醫生留意到求診青少年有其他精神病問題，但這些問題卻往往被忽視，然後展開賀爾蒙療程。GIDS提供「心理性別肯定護理」（gender affirmative care）的治療方式，如果求診兒童聲稱渴望變性，他們往往獲得賀爾蒙治療，如同貝爾經歷的一樣。這種稱為「肯定式」的治療哲學，已經在其他地區廣泛使用。2018年，美國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發布了一項政策聲明，旨在倡導向被認定為跨性別和性別多樣化的年輕人提供「心理性別肯定護理」。

在過去幾年，GIDS一班醫生曾向上級反映他們的關注。求診兒童有各式各樣的情緒和精神問題，例如被性虐待、創傷、父母遺棄、家庭或學校中的恐同（homophobia）、抑鬱、焦慮、自閉症和多動症等。這些精神問題可能與性別焦躁有關聯，卻往往在肯定變性的醫療方式中被忽視。可是這些吹哨者的警告沒得到院方重視。他們亦嘗試向媒體披露，但最終部分醫生只能遵從良心選擇離職。跨性別兒童的醫療問題已十分政治化，敢於公開質疑的，都會被中傷，甚至危及職業生涯。

如同高等法院法官發現般，大部分性別診別提供的治療並非建基於堅實科學證據。就在貝爾的案件獲得到高院接納時，國民健康服務（National Health Service, NHS）仍聲稱青春期阻斷劑（所導致的醫療後果）是可以完全逆轉（fully reversible）的。但後來已經改為對青少年身體或大腦的「長期副作用所知甚少」。儘管如此，性別診所在裁決前並沒有停止向求診兒童處方變性藥物。

瑞典哥德堡大學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教授、自閉症專家吉爾伯格（Dr. Christopher Gillberg）是貝爾案的專家證人。他在證詞中表示，在他治療自閉症兒童45年的生涯中，很少有性別焦躁症的患者——但他們的人數在2013年開始激增，其中大多數是生理女孩。吉爾伯格告訴法庭，在塔維斯托克醫院發生的事情，是針對兒童和青少年的「真人實驗」（live experiment）。

很多對孩子要變性感到猶疑和擔心的父母被醫生警告：「你想要一個活著的女兒，還是一個死去的兒子？」（反之亦然）貝爾求診時也有自殺念頭——顯示出現了嚴重精神健康問題和需要關注，亦因此迅速獲得處方變性藥物。然而，塔維斯托克醫院後來發布了一項內部研究，結果顯示青春期阻斷劑未能改善病人的精神健康狀態。報告寫道：「對他們的心理功能、自殘想法或身體形像等，沒有顯著效果。」再者，44名病人中，43人繼續跨性賀爾蒙治療。這結果似乎顯示，青春期阻斷劑並非暫停（pause）青少年患者的步伐，讓他們考慮清楚，相反，是把他們往前推（push）。

開始睪酮治療前，貝爾被問及將來是否想生孩子，以及可以考慮自費「雪卵」（冷凍卵子），因為變性可能導致不育。年青的她未能了解生兒育女的意義，再者那是自費的項目，所以貝爾拒絕了。今天貝爾的想法改變，她認為生兒育女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只是她不知道她還能不能行使這項權利。

保護年青人　免步後塵

塔維斯托克醫院在法庭中，舉出一些治療後變得開心的案例，來支持他們的治療方案。其中一個是代號為「S」的13歲跨性別男孩。S要向私家醫生索取青春期阻斷劑，因為GIDS的輪候名單太長。不過S告訴法庭，對於日後生兒育女的事，他不知道將來的想法，因為他從未交往過。畢竟他只有13歲！S的證供顯示了，對年青人來說，要為他們還未能明白的事，給予知情同意是多麼困難。法官寫道：「沒有他們年紀合適的方式，向很多這些兒童解釋，失去生育能力或完整性功能，對多年後的他們意味著甚麼。」貝爾感同身受，她接受變性治療時，從未有過性關係，亦不真正明白這些影響的意義。

對於貝爾來說，勝出訴訟亦沒法彌補變性治療給她造成的創傷，現時她間中仍會被當成男性。但她希望其他年青人不會因為創傷或情緒問題而選擇去變性，以為這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她將致力保護這些年青人，避免他們被誤導，作出影響一生的決定。就在過去的3月12日，貝爾有份參與舉辦第一屆「後跨關注日」（Detrans Awareness Day），讓他們的經驗和聲音被社會聽見和尊重。

貝爾的自述英文原文：
https://www.persuasion.community/p/keira-bell-my-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