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雅琳（香港性文化學會項目幹事）

 

由Katy Faust創辦的組織Them Before Us致力為兒童爭取基本權利，並提出有利兒童健康成長的鐵三角：親父、親母和穩定，即是包括（1）親生父母（2）有男女雙親，以及（3）穩定的環境（已婚家庭）。兒童成長鐵三角的第一個重要元素就是「親生」。

兒童心理學家Pat Fagan在他十多年的家庭研究與輔導經驗中，見識過眾多家庭的樣貌。他分享了一個對家庭的有趣且驚人的觀察，就是當一個孩子看見親生父母相愛時，他會感到他的父母是愛他的。親生父母之間的連結是人類不同人倫關係之中唯一能讓第三方（親生子女）間接地感受到愛。當子女看見親生父母在廚房偷偷親吻，他們會間接地感受到父母對自己的愛；但繼子女看見親生父親親吻繼母時，不會有同樣的經驗。當孩子看見親生父母為了晚上的約會悉心打扮時，父母之間的愛意會傳遞到孩子的心窩。但當孩子看見親母的男友接她去一個火辣的約會時，不會有相同感受。

當然，也有些孩子會為親父母找到第二春而高興，但卻少有繼父母使這些孩子感到安全和愛。更多時候，孩子感到需要和繼父母競爭親父母的愛，並感到親父母對自己的愛被繼父母分薄了。在許多不幸的個案中，孩子的親父母結識另一半後，把他帶回家，然後孩子被他們疏忽照顧或虐待。越來越多孩子被迫和一個與他們無血緣關係的成人生活。根據Smart Family的網站，[1]今天美國三分之一的婚姻是繼父母家庭。不管親生父母是否已經和繼父母結婚或只是同居關係，在這種家庭環境成長的孩子比其他孩子處於劣勢，就是因為家裡有無血緣關係的成人。為何這樣呢？先從科學角度剖析。

平均來說，成長時缺少親生父親在身邊的女孩比同齡跟親父同住的孩子初潮早1年來。性早熟對女性的健康有長期的影響。早發性青春期與各種健康問題相關，包括情緒病[2]、藥物濫用[3]和生殖器官癌症。[4]科學家還在找原因解釋為何沒有親父的女孩初潮會早來，但已有許多研究[5]證實兩者相關。其中一些科學家嘗試解釋，他們認為女孩初潮早來是受繼父的陌生費洛蒙促成的。父親缺席還與孩子提早探索性行為有關，加上父親缺席的少女初潮早來，意味著更多少女懷孕的個案出現。綜觀美國全國，父親缺席的少女比其他少女高7倍機會在青春期懷孕。[6] 另一項2017年的研究響起警號，揭示父親缺席對孩子有「細胞層面」的影響。[7]不論是因為喪父、離婚或父親坐牢，缺少父親的孩子普遍有端粒（telomeres）縮短的現象。[8]而且，父親缺席的男孩比女孩的端粒縮短現象更顯著，是女孩的140%。而且這現象不受種族影響，並且對於5歲前就遭遇父親缺席的男孩尤其大影響。

不錯， 虐待親兒的父母和聖人般的繼父母都存在，但這兩種父母都只是屬於統計學上的異常。即使繼父母傾盡全力，始終無法給予孩子的親父母能給予孩子的獨特好處。 當然，虐待孩子的親父母當受最高譴責，我們也要向補替孩子失去父/母的繼父母致敬。但一般而言，必須先認清一項事實：「親生」還是很重要。

孩子只需要在安全和充滿愛的環境中成長，不是嗎？

認爲「是否親生」不重要的人，論點都離不開：「孩子只需要安全和充滿愛的環境，就能健康開心地成長。」孩子的確需要安全和充滿愛的環境，但以上這論點忽視了多年來的家庭結構研究和科學共識就是：最能孩子提供安全和充滿愛的環境的，正是已婚親生父母的家庭。因此，如果你同意孩子需要安全和充滿愛的環境，也必須同意「親生」與婚姻對孩子的健康來說是關鍵。

非牟利研究中心Child Trends這樣總結現存研究：「不是任何兩個家長，而是要親父和親母共同撫養，才能造出對兒童的發展最有利的環境。」中心的研究報告《從兒童角度看婚姻：家庭結構怎樣影響兒童？我們可以怎樣幫忙？》（“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解釋這話：「研究證實家庭結構是影響兒童發展的關鍵。而最能幫助兒童健康成長的家庭結構是由已婚親父母組成的和諧家庭。生在單親家庭、未婚媽媽家庭、繼親家庭或同居家庭的兒童，比由親父母組成的完整家庭下長大的兒童，更大機會承受負面健康後果。」[9]

普林斯頓大學的社會學及公共事務系教授 Sara McLanahan 進一步證實：「如果我們要設計一個環境，讓孩子的基本需要得到滿足，我們很可能會想到類似雙親家庭的理想家庭。這個家庭結構設計會確保孩子能從兩個成人身上得到他們投放的時間和金錢。而當這兩位成人是孩子基因上的親父母，便意味著這兩位成人是世上最可能對孩子產生情感連結，及為孩子犧牲的人。這大大減低孩子被虐待的機會。」[10] 根據普林斯頓大學和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共同研究發現，現今大部份學者都同意，在穩定婚姻關係的親父母撫養下長大的兒童比其他兒童的發展更好、成長更健康。[11]而根據 The Heritage Foundation的研究人員 Ryan T. Anderson，發展更好的意思包括學業成績更優秀、情緒更健康、家庭及性生活發展更健康。在完整家庭長大的兒童也較少出現青少年犯罪及被監禁的情況。[12]

社會學家 Wendy D. Manning 和 Kathleen A. Lamb 表示，已婚父母對親生子女成長的幫助是與生俱來的。[13]因此，不是任何兩個已婚男女或家長都能給孩子親生父母給孩子獨特的好處，更不是任何兩個人就行。一項2017年的英國研究發現，[14]單親媽媽如果與孩子的親生父親結婚，她的孩子比其他家庭結構下長大的孩子更大機會接受良好教育、找到好工作。事實上，大部份這些孩子的成長優勢與已婚親生父母的孩子沒有分別。相反，如果這些單親媽媽與孩子親父以外的男人結婚，她的孩子發展劣勢甚至比單親媽媽獨自撫養的孩子還差。 所以，孩子的生父母是世上最能確保孩子安全和被愛的兩位成人。

繼親的虐待與謀殺

是否親生在兒童受虐及死亡的事上是重要的因素。Daly和Wilson的研究檢視在1974到1990年間加拿大學前年齡孩子被打死的數據。他們發現被繼父撫養的孩子比起由親父撫養的孩子被打死的風險高出120倍。[15] 2001年的一項研究調查644位兒童，發現與單親媽媽同住的兒童和與已婚親父母同住的兒童，被虐待的機率沒有分別。但如果單親媽媽的男友介入家庭，情況完全不同。與單親媽媽和媽媽男友同住的兒童，被虐待的風險暴升，多1倍。研究人員總結道，家中有否非親生父親是用來預測兒童會否受虐待的一大指標。[16]

那麼，風險暴升的原因是男友影響媽媽，使媽媽傾向虐待親兒，還是男友本身傾向容易施暴呢？2002年醫學期刊Pediatrics 發表一項為期兩年的研究，對象是美國密蘇里州受虐待或疏忽照顧的兒童。研究發現單親母親或父親本身沒有提高兒童受虐的風險。但如果單親母親或父親的男友或女友同住，風險即刻暴升8倍。如果同住的成年人是男性，風險尤其大。[17] Pediatrics 出版的另一項2005年研究總結道，跟無血緣關係的成人同住的兒童，受致命殘害的風險比與親生父母同住的兒童高50倍，[18]而傷害者往往是繼父或媽媽的男友。

無血緣關係的成人與孩子的連結傾向弱，因此為孩子付出較少

就算那些無血緣關係的成人不會傷害孩子，他們仍會為孩子帶來複雜的情況。 Pew Research Center 在2011年的研究揭示，這不是繼父母故意要犯錯──他們也控制不了，就是他們對繼子女的情感連結遠遠不及自己的親生子女。繼父母都表示自己覺得和繼子女的情感連結弱。另一邊廂，繼子女亦表示無法與繼父母建立情感連結。 當父母被問及是否覺得對親子女有照顧責任，80%的繼父母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但當問及對繼子女是否有責任，答「是」的數字跌至60%。同樣，當子女被問及是否對親父母有責任，85%答「是」，但只有56%回答自己對繼父母有責任。[19]

一項研究發現，已離婚的繼親家庭中有一半的繼子女從未接受或承認他們的繼父母為自己正式的家庭成員，即使繼父/母已跟親父/母結婚。而那一半說接受繼父母為正式家人的繼子女，在繼父母與親父母離婚後，便再也沒有聯絡繼父母。[20]Christie現年60歲，她回想起與繼母關係疏離：「我父親的新太太不想要小孩，更不想要我們這些繼子女。老實說，照顧我們頗花氣力，特別是我，因為我有嚴重的哮喘，而我的妹妹則非常叛逆。我們很清楚，繼母並不想我們與父親親近。甚至，我們阻礙了她和父親維持私密的成人關係。」[21]

同樣，很多透過捐精或捐卵受孕的孩子都感覺與跟自己無血緣關係的家長（social parent）[22]關係疏離，親密不起來。 其中一名經捐卵受孕孩子解釋：「我就是例子，我的母親很有愛心，父親則不育。而當他們有了自己的孩子，父親待我就像我是沒人想要但又不會遺棄的二手玩具。我那無血緣關係的父親開始淡出，減少對我的愛。而當母親和他離婚時，他認為他沒有責任給我贍養費，因為他有『真正』屬於自己的孩子。就這樣他連假裝當我是親生孩子也不再願意。」當Tara發現她的父親不是親生父親時，頓然明白為什麼她和父親有生以來都無法建立親密連結：「當我知道我的父親不是親生父親時，我首先主要感到釋放。因為我以前無法解釋為何我無法愛他，也不知為何我從心底知道他沒有待我如他的『寶貝女兒』。但我現在知道原因了。」[23]

總結而言，對於發展父母與子女的緊密連結，「親生」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繼母吝嗇花錢在繼子女身上

繼父是提高繼子女受致命虐待風險的原因之一。雖然繼母較少造成致命虐待，但也傾向投放較少資源照顧非親生子女。兩位普林斯頓經濟學家在一項2000年的研究中發現，普遍來說繼母花較少錢在繼子女的醫療開支，繼母的繼子女受高等教育的機會較少，而且她花在繼子女身上的食物開支也較花在親子女身上少。[24]例如， 1歲或以上與繼母同住的兒童只有46%在過往一年有做身體檢查，比與親生父母同住的兒童少15%。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 s Health在2003年普查確認了普林斯頓大學兩位經濟學家的研究：[25]與繼母、單親母或單與祖父母同住的兒童，健康比與親生父母同住的兒童差。譬如，澳洲University of Queensland的一項2015年研究發現，父母在立遺囑分配財產時會優先考慮親生子女而非繼子女。繼父母給繼子女留下的財產比親生的少，甚至不為繼子女留下財產。[26]

以上現象原因是繼父母對繼子女的感情連結較親生弱。一位繼母在Reddit網路平台上分享：「我有一個親生孩子，四個繼子女。對待親生子女與繼子女不同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你理論上100%對親生子女負責但0%對繼子女負責。」[27]繼母對孩子缺少連結感、照顧及保護意欲。這就是為何與一個或以下親生父母同住的孩子比其他孩子較大機會經歷創傷或負面家庭經歷（adverse family experience, AFEs）。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在2011和2012年的報告顯示，和親生父母中的一個或全部兩個分開的孩子，對比與親生父母同住的孩子，有以下的健康狀況差別：

·       高1.5倍機會在缺乏衣食的環境下長大

·       高5倍機會和一名有精神疾病的照顧者或父母同住

·       高15倍機會見證照顧者或家長家暴

·       高11倍機會與酒精或藥物成癮的照顧者或家長同住

·       高17倍機會見證照顧者或家長入獄[28]

這些負面家庭經驗或後果對兒童的未來發展和健康狀況有負面影響，例如藥物濫用及自殺機率上升。正因如此，潛在的養父母在領養前須要經過一連串嚴格的審查程序，領養後也要接受調查。一項2007年的研究發現養父母甚至比親生父母投放更多時間和資源在孩子身上。[29]這現象背後的原因很簡單，因為養父母的目標是找一個兒子或女兒，並準備好為孩子付出、接受領養孩子帶來的代價。但繼父母的目標是和孩子的母親/父親發展浪漫關係。孩子只是繼父母要和孩子父/母發展關係的附帶代價，和必須忍受的東西。

接觸血緣父母=接觸血緣身份

就算繼父母對孩子再好，也不能滿足孩子內心深處對明白自己的血緣的渴望。這種渴望如果不能滿足會造成譜系困惑（genealogical bewilderment）──因為不知道自己基因的根源而造成的身份困惑。譜系困惑在領養兒童或捐精/卵受孕的孩子身上很常見。可能你會有一個迷思，就是在這些兒童身上出現的譜系困惑只在跨種族或跨國領養的個案出現。但幾十年的領養個案數據顯示，即使領養父母和養子女種族相同，這些子女也會出現身份困惑。在1949至1970年的美國，出現了「強迫收養時代」（“baby scoop era”）。在這期間，大量白人未婚媽媽被強制把自己所生的白人嬰兒送出去，給白人夫婦收養。而很多時這些白人嬰兒並不知道自己是被收養的孩子，但心理學家仍發現這些孩子很多都受身份困惑折磨。[30]

在同一時期，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學家Erik Erickson發明了一個術語，叫「身份危機」（Identity Crisis）。[31]Erickson相信，「身份危機」源自「過去、現今和將來對自身基因及歷史的連結被破壞了」。[32]有趣的是，雖然Erickson成為了最具影響力的心理學家，他的女兒Sue Erickson Boland形容，她的父親一生都受心理折磨，認為自己不夠好及以自我懷疑懲罰自己。她把父親受的折磨歸因於Erickson那缺席的父親：

「我父親從不認識自己的父親。其中最悲哀的是，至少從我看來，他的母親（我的祖母）一生堅持把他生父的身份保密，原因是祖母答應她再婚的丈夫不會向她（當時三歲的）兒子透露任何關於兒子生父的事。祖母這解釋反映她重視所有其他人的願望，多於重視兒子想認識生父的逼切需要。」[33]

Boland認為，她父親的心理學家事業之所以成功，部份原因是父親希望自己的生父會認出和認同他，然後與生父團聚及建立關係。和很多領養子女一樣，Erikson在由生母和繼父二人組成的富裕、穩定已婚家庭撫養長大。但安穩的家庭生活沒有完全滿足他的需要，他仍然渴望與生父建立關係。雖然他的生母和繼父在物質層面上全面滿足他的需要，但他們無法滿足他渴望認識自己基因身份的基本需要。 Erikson的故事在領養子女中很典型。根據American Adoption Congress的調查，高達3/4的領養子女都想知道自己為何被生父母放棄，而當中高達65%希望認識自己的生父母。94%受訪領養子女表示想知道自己與生父還是生母比較相似。[34]

總結

雖然以上想法好像很陳舊和排他，但以上論點不是源自宗教思想或右翼哲學，而是基於生物學事實。根據科學及社會科學研究，是否「親生」在父母養育子女的事上確是關鍵因素。如果成人不以兒童需要為先，剝奪他們認識原生父母及被原生父母照顧的需要，這些成人是在刻意讓孩子處於高健康風險及身份迷失的困境中。世上沒有其他家庭結構可以媲美原生父母和子女組成的家庭為孩子帶來的好處。因此，不是隨便兩位「有愛」的成年人，或隨便一對已婚夫婦，甚或任何同居的情侶可以提供原生父母帶給孩子的好處。 這生物學事實會令現代流行的家庭結構幻想破滅。因為無論你是尋找捐卵/精者的不育夫婦、想要孩子的同性伴侶、相信孩子沒有爸爸也能安然成長的自願單親媽媽，還是再婚的母親或父親，你絕對不能贏過大自然之母和生物學定律。 要接受這生物學事實對這些人來說不容易，因為接受這事實就代表這些成人要重新調整自己的優先順序，並在選擇對象發展關係及性生活型態上，作與以往不同的決定。認真想保護兒童的成人會接受這生物學定律對育兒的重要，順應自然，優先選擇對兒童成長有利的生活型態，並鼓勵其他成年人一起保護兒童。

如果我們是認真想保護兒童的成人，我們會把兒童的需要置於我們自己的需要之上，為兒童犧牲而不讓兒童為我們犧牲。

[1] “Marriage, Family, & Stepfamily Statistics,” SmartStepfamilies.com, accessed March 24, 2020. https://www.smartstepfamilies.com/smart-help/marriage-family-stepfamily-statistics

[2] Steiner, M., Dunn, E., and Born, L., “Female-Specific Mood Disorders,” Biological Psychiatry (2003), 849-859.

[3] Caspi, A., and Moffitt, T. 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re accentuated during periods of social change: The sample case of girls at pubert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 1 (1991), 157-168.

[4] Mendle, J., Turkheimer, E., and Emery, R. E. “Detrimental psychological outcomes associated with early pubertal timing in adolescent girls,” Developmental Review, 27, 2 (2007), 151-171.

[5] Sarah Yang, “Father absence linked to earlier puberty among certain girls,” Berkeley News, September 17, 2010. https://news.berkeley.edu/2010/09/17/puberty/

[6] Alleyne-Green, B., Grinnell-Davis, C., Clark, T. T., Quinn, C. R., and Cryer-Coupet, Q. R. “Father Involvement, Dating Violence, and Sexual Risk Behaviors Among a National Sample of Adolescent Females,” Journal of Interpersonal Violence, 31, 5 (2014), 810-830.

[7] Colter Mitchell, Sara McLanahan, Lisa Schneper, Irv Garfinkel, Jeanne Brooks-Gunn, and Daniel Notterman, “Father Loss and Child Telomere Length,” Pediatrics, August 2017. https://doi.org/10.1542/peds.2016-3245

[8] 端粒是基因中染色體的「保護蓋」，科學家相信其會直接影響人類壽命。

[9] Kristin Anderson Moore, Susan M. Jekielek and Carol Emig, “Marriage from a Child’s Perspective: How Does Family Structure Affect Children, and What Can We Do about It?” Child Trends Research Brief, June 2002.

[10] Sara McLanahan and Gary Sandefur, Growing up with a Single Parent: What Hurts, What Help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38.

[11] Sara Mclanahan and Isahel Sawhill, “Marriage and Child Wellbeing Revisited: Introducing the Issue,” Future of Children, v25, Fall 2015, 3-9. https:/futurcof-children. princeton.edu/sites/futurefchildren/files/media/marriage_.and_child_wellbeing revisited_25_2_full_journal.pdf

[12] Ryan Anderson, “Marriage: What It Is, Why It Matter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Redefining It, Heritage Foundation, March 11, 2013. https://www.heritage.org/marriage-and-family/report/marriage-what-it-why-it-matters-and-the-consequences-redefining-it#_ftn9

[13] Wendy D. Manning and Kathleen A. Lamb, “Adolescent Well-Being in Cohabiting, Married, and Single-Parent Familie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5, 4 (2003), 876 and 890.

[14] Mariani, E., Özcan, B. and Goisis, A., “Family Trajectories and Well-being of Children Born to Lone Mothers in the UK,” Eur J Population 33, 2017, 185-215. https://doi.org/10.1007/s10680-017-9420-x

[15] “The rate of fatal beatings of Canadian preschoolers by (putative) genetic fathers between 1974 and 1990 was 2.6 per million children at risk per annum, whereas the corresponding rate for stepfathers was 321.6 per million.” Martin Daly and Margo Wilson, “The ‘Cinderella effect’ is no fairy tale,” 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s, 9, 11, November 2005. https://www.martindaly.ca/uploads2/3/7/0/23707972d_w_2005_trends_in_cog_sci.pdf

[16] Radhakrishna A, Bou-Saada IE, Hunter WM, Catellier DJ, Kotch JB. “Are father surrogates a risk factor for child maltreatment?” Child Maltreat., November 2001, 281-9.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1675811

[17] Stiffman MN1, Schnitzer PG, Adam P, Kruse RL, Ewigman BG.,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risk of fatal child maltreatment,” Pediatrics, April 2002, 615-21. https://www.ncbi.nlm.nih.gov/pubmed/11927705/

[18] Patricia G. Schnitzer and Bernard G. Ewigman, “Child Deaths Resulting From Inflicted Injuries: Household Risk Factors and Perpetrator Characteristics, Pediatrics, November 2005. https://doi.org/10.1542/peds.2005-0296

[19] “A Portrait of Stepfamilies,” Pew Research Center, January 13, 2011. https:// http://www.pewsocialtrends.org/2011/01/13/a-portrait-of-stepfamilies/

[20] Marilyn Coleman, Lawrence Ganong, Luke Russell, and Nick Frye-Cox, “Stepchildren’s Views About Former Step-Relationships Following Stepfamily Dissolu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February 28, 2015. https://doi. org/10.1111/jomf.12182

[21] Christie, ThemBeforeUs.com, August 10, 2019. https://thembeforeus.com/ christie-im-in-my-60s-and-im-still-unpacking-what-happened-to-my-sister-and-i-as-children/

[22] social parent 指與捐精/捐卵受孕孩子無血緣關係的「父母」。

[23] Tara, ThemBeforeUs.com, November 15, 2018. htps://thembeforeus.com/tara/

[24] Anne Case and Christina Paxson, “Mothers and others: who invests in children’s health?”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 20 (2001), 301-328. https://www.princeton.edu/-accase/downloads/Mothers_and_Others.pdf

[25] Matthew D. Bramlett and Stephen J. Blumberg, “Family Structure And Children’s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Health Affairs, 26, 2 (2007). https:// doi.org/10.1377/hlthaff. 26.2.549

[26] Tilse, C., Wilson, J., White, B., Rosenman, L. and Feeney, R., “Most will-makers in step/blended families reported either excluding or leaving a smaller share to their step-children,” Having the Last Word? Will making and contestation in Australia (The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2015). https://www.ptg.act.gov.au/images/ pdf/having-the-last-word.pdf

[27] SuburbanSuffering, “Different lives for bio and stepkids,” Reddit. https://www.reddit.com/r/stepparents/comments/9luq5z/different_lives_for_bio_and_stepkids/e79njez/

[28] Laura Radel and Matthew Bramlett, “CHILDREN IN NONPARENTAL CARE: FINDINGS FROM THE 2011-2012 NATIONAL SURVEY OF CHILDREN’S HEALTH,”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March 1, 2014

[29] Indiana University. “Adoptive Parents Invest More Than Biological Parents In Kids,” ScienceDaily, March 9, 2007. http://www.sciencedaily.com/releases/2007/02/070226152443.htm

[30] Frisk, M., “Identity problems and confused conceptions of the genetic ego in adopted children during adolescence,” Acta Paedo Psychiatrica, 31 (1964), 7.

[31] “Eminent psychologists of the 20th century,”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33, 7(2002). https:// https://www.apa.org/monitor/julaug02/eminent

[32] David M. Brodzinsky and Marshall D. Schechter, The Psychology of Adop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52.

[33] Sue Erikson Bloland, “Fame: The Power and Cost of a Fantasy, The daughter of an eminent psychoanalyst uses her experience to help us understand the pursuit of celebrity—its psychological roots, its social meaning, its human cost,” The Atlantic, November 1999.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 archive/1999/11/fame-the-power-and-cost-of-a-fantasy/377856/

[34] “Reform Myths,” American Adoption Congress, accessed March 25, 2020. https:// http://www.americanadoptioncongress.org/reform_myths.ph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