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雋寧（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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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政治倫理學家Nathanael Blake在2025年4月出版著作Victims of the Revolution: How Sexual Liberation Hurts Us All（標題意譯：性解放的受害者：性解放如何傷害我眾），回顧性革命開展至今的五十多年，為嬰兒、家庭和人類帶來怎樣的改變和傷害。而經常公開為男女婚制辯護的美國學者、倫理及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席Ryan Anderson為此著作撰寫前言。
該書分析到當今「只要你情我願，就可以做愛」的性觀念到底從何而來？這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
那個年頭，二戰後嬰兒潮初為成人，經濟因為人口紅利進入黃金年代，富足的人開始追求精神價值。當時美國徵兵攻打越南，他們普遍反戰；當時科學家發明了避孕藥，並成為合法藥物；女性爭取墮胎權利，要求自主身體和生育，突破男人和生育的束縛；嬉皮士和流行音樂使更多年輕人服食迷幻藥，同時宣揚著「make love, no war」的自由性價值觀。1967年三藩市的「Summer of Love」鼓動年青人在街頭上集結的現象，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爆發，亦標誌著性的革命。
性解放運動名乎其實——女人從懷孕解放出來；性關係從婚姻中解放出來；胎兒從母體中「解放出來」——誰都不再承擔性關係所帶來的後果。
不去承受後果，並不代表沒有後果。性革命帶來的傷痕，在這五十多年處處可見：
• 結婚率下跌超過一半；婚姻變成其他短暫的關係，離婚亦更多
• 更多單親家庭，四分一孩子在沒有爸爸的家庭中長大
• 男女在性關係後，愚弄和拋棄對方
• 色情成為過億產業，沉迷色情令人無法建立良好的性關係
• 更多兒童成為成年人的性對象
• 更多兒童被犧牲，每年至少有六十萬胎兒因墮胎而喪生（參美國CDC數字）
• 年輕男女－－尤其女性－－質疑自己的生理性別
其中，性革命的核心信條——「只要雙方同意，做甚麼都可以」——備受批判。
性革命遠超出學者的侃侃而談，更加在文化到法律上，都促使人趨向放棄對性行為有任何道德指引，只留下「同意（consent）」這種薄弱的標準。然而，「同意」本身無法構成完整的道德基礎，也無法指引方向。意思就是，人不能單靠說句「同意」，就能知道何時、為何、誰人和如何去同意。
那能夠論述怎樣「同意」才是好的，卻正是基督教的婚姻制度和性倫值的價值所在。
「同意」的深層意思是「我有權去決定…」以及「不由社會道德去規範我…」。而這種「我有權去決定…」的思想，所影響的不只是性關係－－即生命的起點－－也同樣改寫人類生命的終點。當我們有最好的醫療和止痛技術時，社會卻在推動以安樂死來決定死亡時刻，這選擇權甚至被稱之為存在的「尊嚴」。
從生到死，人都被「解放」掉。
回到婚制。性革命從根本否定婚姻所帶來潛在的美德，亦即是忠貞的誠諾－－嬉皮士和女性主義者極度批判男女婚姻。然而男女婚姻在跨越時空和文化都共通可行，是因為只有當男人與女人互相誠諾對方，終身結合，他們在結合後所誕下孩子，才有更大機會享有父母雙方持續愛護和照顧的權利。這就是忠貞的婚盟誠諾所帶來的社會共善。
忠貞的婚姻更加關乎社會公義。在一個大部份兒童都獲得原生父母持續撫養的社會，該社的兒童貧窮較少、輟學和犯罪率較低、就業率較高，有更多向上流動的機會。因此健康的基督式男女婚制和婚姻文化，比起性革命所提倡的自由性愛，更加是保護弱勢的文化制度。當性革命漠視了這種共善，導致社會上的兒童成為一代又一代受害者。
誠如保守派學者Ryan Anderson所言，「同意加避孕套沒有為人帶來幸福（和安全）」，因為「到人臨終時不會回顧各式各樣的性高潮；人們記住的是與配偶長年累積的愛，以及與子女、孫兒的關係」，這些都是性革命所無法提供的。
換句話說，我們需要重新培養男女婚制的文化，深耕細作，把下一代重新引向忠貞的婚盟，從性革命的謊言中醒悟過來。這正是Blake和Anderson向這代人疾呼的主旨。我們要思考：怎樣才能讓普羅大眾，即使不懂人類學，也能明白性革命的謊言？怎樣教人活出忠貞的承諾？怎樣幫助人結婚並維持婚姻？這裡涉及許多公共政策和教育的課題，甚至還包括結婚年齡延後、婚前性行為等性教育話題。
在2025年，仍如古老石山般守護男女婚制、性忠貞和兒童生命權的你，Victims of the Revolution: How Sexual Liberation Hurts Us All是不可錯過的讀本。
延伸閱讀：
Victims of the Revolution: How Sexual Liberation Hurts Us All｜Public Discourse
作者：招雋寧 （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本科修讀社會政策。致力研究家庭﹑性別及身體的課題。招先生為本會疏理和發掘新近的性文化知識，協助策展具學術基礎的性教育，使本會受眾獲得紮實及適時的知識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