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欣（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輔導教育專家珍妮爾·霍爾曼博士(Dr Janelle Hallman)曾出版 The Heart Of Female Same-Sex Attraction: A Comprehensive Counseling Resource （中文試譯：《女同性性吸引的內心世界：全面輔導資源》）一書，為願意為有女同性戀掙扎的基督徒提供輔導的人士，提供指引。[1]
霍爾曼指出，為SSA女士提供的輔導服務，可分拆為四個階段：成形(formation) 、轉化(Transformation)、整合(Integration)、鞏固和成熟(Consolidation and maturity)。
而在第一階段「成形」裡，可再分拆為三個目標：建立安全感、信任、依附關係。霍爾曼在第七章分享她為SSA女士建立信任和依附關係的經驗心得，在解說建立信任的重要性、難度和方法後，她說明了輔導出錯時可以如何彌補，以及如何訂下關懷的界線。
當輔導時出了錯
霍爾曼表示，她曾不小心地令到求助者感到被冒犯或質疑她是否真的可信任。因著不少SSA女士是極度敏感的人，又有著一些負面的自我形象，霍爾曼認為自己無法就著這些失誤而推卸責任。她需要面對自己的失誤，並且以有利於輔導效果的方式處理。
霍爾曼很深刻記得一次經歷：
霍爾曼已為蘭迪(Randi)提供數周的服務。她是一位極度聰明、愛閱讀、精通科學、政治和哲學的三十四歲女士。在其中一個輔導環節裡的最後數分鐘，她們開展了一個關於某些熱門的政治事件的理性討論。蘭迪對政治很有興趣，並且有深入專業的認識，霍爾曼很有興趣了解她的這部分。然而，結果蘭迪嘲笑霍爾曼其中一個評論，又作出了幾個教條式的陳述。這使霍爾曼懊惱不已，結果霍爾曼很大反應，並出於防衛心理與蘭迪展開了激辯。這次輔導環節以張力和焦慮終結。
在向外尋求諮詢後，霍爾曼知道如果她要重建安全感和信任，她需要真誠地與蘭迪互動，就是與蘭迪討論她上次無法以蘭迪的利益為最大依歸的失誤。
在下一次輔導環節的初頭，霍爾曼道歉，為到上次自己使蘭迪有任何負面反應而負責。蘭迪坐著，無言。原來蘭迪也覺得自己做錯了，打算向霍爾曼道歉。後來，蘭迪寫了一張紙條，說明了霍爾曼道歉如何影響了她：
「我記得當你道歉時，你提到你在那『辯論』中一些時候感到受傷。你沒有因為我傷害你而責罵我，你只是在說明為何你對我有那些反應。但事實上你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受傷是相當重要的，因為你使自己在我面前顯得脆弱。這使我明白了最重要的事情：在與我互動，嘗試把我從我的恐懼後面拉出來，你將自己放在與我一起的位置，就是一個你有機會受傷的位置。我在想，對我來說那是很難的，我很難可以那麼脆弱，把自己放在那裡……但你做到！我知道我不能把你留在外面……還有，我覺得那道歉對我來說是那麼重要，是因為你不是互動中的唯一需要負責的人，但你選擇了承擔一切(took the high road)。我是多麼習慣總是做那唯一承擔一切的人。當我發現你願意這樣做，我便放下我的戒心。」
維持關懷界線，那不是障礙 (maintaining caring boundaries, not barriers)
當SSA女士開始信任和依附時，或許這是她人生第一次，她是尤其脆弱於輔導員的權力誤用、需求滿足(need fulfillment)和未解決的個人問題。如果輔導關係是建基於真誠和真實的連繫，霍爾曼建議輔導員也經歷某程度的脆弱(vulnerability)。至關重要的是輔導員有能力和品格以訂立及清楚表達專業界線的本質和目的。專業界線的存在不是為了保護專業人士，而是為了保護求助者。
霍爾曼曾遇過數位求助者問她，她人生中有沒有足夠的個人支援。她們真誠地關注霍爾曼未被滿足的需要，會否促使她不合宜地在情感上或情慾上與她們產生連結。在輔導後期，這些求助者可能會承認霍爾曼是她們最親密的朋友，並對於她們與霍爾曼在輔導房外無法成為朋友感到不滿。這在整個輔導過程中是很正常的，求助者會對於那些界線很困惑或有所質疑。因此，作為輔導員，霍爾曼必須假設所有維持界線的責任都是為了求助者的好處。霍爾曼認為那些容易轉移或妥協於專業界線的人，不應該服務SSA女士。
「對我來說，作為一位掙扎者，界線是一個巨大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與輔導員訂立界線，對我來說，在信任和安全感方面是相當重要的。我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我總是知道她是誰，並且她將會是怎樣的。這裡沒有含糊或困惑。人生已經有那麼多含糊或困惑了，因此（訂立界線）這是相當重要的。
艾倫（Ellen）」
以下幾條輔導界線在輔導SSA女士時，是極為重要的。雖然這些都很硬性並持續執行，霍爾曼承認有些位可以協商和有彈性的。
界線一：雙互關係 (boundary one: dual relationships)
霍爾曼堅決地不會與求助者發展雙互關係。因著不少求助者與霍爾曼會出席相同的宗教聚會，求助者知道她們在公眾地方應如何相處是十分重要的。在輔導初期，當霍爾曼重申她們關係的界線時（總是說這是因為霍爾曼定意要保障求助者的安全），她會問她們在輔導房外如果遇見了對方，怎麼辦。霍爾曼和求助者會開放地討論如果揮手或開口打招呼會有什麼好處和壞處。例如，當她們遇見了對方，如果打招呼，求助者的朋友可能會問她們是什麼關係，求助者可能會感到尷尬。如果她的朋友們認識霍爾曼，知道她服務SSA女士，求助者的私隱便會敗露。另一考量是，一個溫暖的「你好！」會挑動起關係上的渴求。她可能會因著一個簡單的打招呼而感到被騙或被觸動，但不打招呼又會使她感到被忽略。就這些互動的討論，能幫助她們訂下清晰的界線，長遠來說幫助SSA女士能相信霍爾曼對她的所有需要和期望都十分敏銳的。
在以關係為基礎的輔導中，輔導員說一些個人事宜有助建立真誠連繫。然而，為了忠於專業道德，霍爾曼需要考慮兩點：第一，霍爾曼總要確保她的自我揭示是為著求助者和輔導進程的好處，例如「互惠」(mutuality)、「鏡像」(mirroring)、作榜樣、正常化或「現實檢驗」(Reality Checking)。第二，霍爾曼亦要留心自我揭示時的風險，主要是這些資訊會否使求助者感到困惑。例如，她可能會不斷問自己：我知道了輔導員人生中的這些事，我對於這段關係，應該採取一個怎樣的角色？我是否應照顧這輔導員，就如我經常照顧人生中重要的人？我是否可以再問多一些關於她的私事？我的輔導員對我的責任是什麼？
當求助者發出這類問題，霍爾曼會聆聽，回應這些問題，並重申求助者沒有責任要照顧輔導員。求助者要學習的是在輔導關係中休息和接受照顧。霍爾曼亦會重申她會在輔導過程中維持真誠和真實，但也需要全心全意地保持專業界線。
界線二：觸摸 (boundary two: touch)
過度的觸摸、身體上的親密動作或抱持(holding)的做法都應該避免。即使是輔導結束時的一個小小的擁抱，或是一個友善的動作，例如祈禱時握著求助者的手，都可能會使不少SSA女士感到困惑。觸摸是一個強大的媒介，能挑動起女士對觸摸的饑渴和需要，還未論到會令求助者對輔導員的動機產生疑惑。即使是很細微的溫柔動作，都應小心地做，並以求助者最大利益為依歸，就是她是否能正確地解讀這動作，以及她是否已同意可以有這些互動。
霍爾曼曾幫助一些與之前的輔導員發生了性關係的SSA女士。這事情的發生，有些是在整段輔導結束之前，有些是在輔導結束之後立即開展。霍爾曼因此明白到，永遠不要低估那溫暖的感覺，就是當她經歷到與求助者在情感上有聯繫，以及她們對她持續不斷的忠誠。關於輔導員應如何處理自己這些正面或負面的反應，霍爾曼在第十一章會再解說。
界線三：及時性 (boundary three: timeliness)
霍爾曼指，她必須準時和預留固定見面時間給求助者。遲到會令求助者感到焦慮，因為她會覺得霍爾曼不想見她，或覺得她是個負累。假如霍爾曼真的遲到了，她必須承認她遲到，並給求助者時間消化這件事的影響。假如霍爾曼的輔導環節超時了（她說這是很少發生的），她會告知下一位求助者她會遲一點。霍爾曼把握每個機會，確保求助者知道她在意她們，並且在意她們的困境。
此外，如果霍爾曼將要外遊，而那時間會阻礙了一些恆常的輔導環節的話，她會預早通知求助者。不僅是求助者要為到霍爾曼的缺席而準備，她亦可能要處理內心深處被遺棄的感覺，或可能會將霍爾曼的缺席內化為自己的錯誤。
霍爾曼對於自己許下的諾言，亦要十分盡責，例如：「我下次把那書帶給你。」如果霍爾曼不肯定自己能否守承諾，她不會許下。如果霍爾曼食言，她需要道歉及修補傷害。
貫徹始終 (being constant until the end)
在信任中成長是一生的旅程。在整個輔導過程中，求助者可能仍然會動搖，不斷問自己：她是真誠的嗎？我可以、我應該信任她嗎？她會否像其他人一樣，令我失望？她是我最後的希望。如果她失敗了，我一無所有。信任她，真的值得嗎？
如果霍爾曼保持耐性、持續地展露出愛心和關懷，這些懷疑的時刻是可以克服的。
下一篇文章將談談輔導員在第一階段「成形」裡的第三個目標：建立和維持安全的依附關係。
[1] Janelle Hallman. The Heart Of Female Same-Sex Attraction: A Comprehensive Counseling Resource. By Downers Grove, IL : InterVarsity Press ,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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