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再隱姓埋名：我如何遭誘騙去當卵子捐贈者
Maggie（USA）
每分享多一次我的故事，都會比較容易。羞愧使人沈默。每次我再度談及我的經歷，我都能逐點重奪自己的聲音和靈魂。我知道很多人覺得我是活該的。很多人親自告訴我。我分享我的故事和事情的來龍去脈——由我的抉擇到之後的後果——是因為我希望這場噩夢可以為別人帶來益處，使他們引以為鑑。
在我人生中有很多愛護和支持我的人。也有比啦啦隊更大聲，試圖以指控和羞辱將這故事噤聲的人。我的遭遇反映醫生、護士、輔導員以及所有其他涉事人的惡行。他聲稱代表著我的利益。那些醫護人員發過誓要保障病人安全和避免對他們受傷害。我沒有做過傷天害理的事——我從未倚仗年輕女孩的無私和天真佔她們的便宜。
我受的傷害、憤怒、懼怕和責罵慢慢褪去了。現在遺留的只有教育同路人的願望，希望我的生命故事能來變革。我希望這故事能成為希望，鼓勵他人不要為女性視為能生育的商品。
2002年時，我經朋友介紹在一個派對中認識了一個女人。我原本是在那裏幫忙看管幼童，直到他們上床睡覺。那女人是一名生育診所的護士。我當時21歲，而她則是40歲開頭。她花了點時間問我的喜好，一切很平常。我感覺她只是想認識我。在一段相對短的時間內，她知道了我喜歡小孩，是一個正為生活掙扎的大學生。那時我在打了幾份兼職工，也仍在負債。我肯定她能看出我很天真、孤獨和缺乏安全感。任何人如果花2分鐘來認識我都會觀察到這些特質。這個我剛剛認識的女人說我很美麗、聰明、能幹而且有多優點。她沒有錯。這些都是真的。直到現在都是。和以前不同的是我對自我價值的看法。那時我在抑鬱中苦苦掙扎、對身體的感覺很糟糕、暗地裡對自己的性取向感到疑惑，且極其渴望得人喜愛和接納。我和其他同齡的年輕女人沒什麼不同。我最大的缺點，就是渴望別人喜歡我，以及需要獲視為一個好人。我願意做任何事去證明。我渴望聽到我受喜愛，說我是既仁慈又慷慨，說我令人快樂。只要別人讚賞我，他們就能輕易說服我為他們做事。那時，我相信我的價值就在於為他人做事。
當晚，那個女護士不停讚賞我，說我能自顧、聰明和獨立；我對女性權利的信念以及我想成為一名受尊敬的女性主義者的想法。在派對的某刻，在她花了整個下午討好我後，她把我拉到一邊並建議我成為卵子捐贈者。她說人們會花很多錢買我的卵子，並把我沐浴在讚美中。我回應說我並不想為錢去捐卵。她回答說捐卵所得的金錢可以用來還清學債，畢業後就能有更好的前景。這確實吸引：做個明智的決定，令自己走得更好、更遠，還清債務，不用再欠著別人。還有，我用不著自己的卵子——我還未想有自己的孩子。那為何不捐出我的卵子去幫助因不育而煩惱的人呢？畢竟，捐卵是一件慷慨、仁慈和令人高興的事。我開始認真考慮捐卵。我問當中的風險怎樣？她說完全沒有，只有少少的不適和投放一大段時間。於是，我預約時間去診所見她。
去診所之前，我有做資料搜集。當時是2002年，我在google上搜尋卵子捐贈。但所有搜尋結果都是招募捐贈者的廣告。當時21歲的我不能理解這些語言、圖像和概念上的設計是如何經過精密算計。例如其中一個廣告說：「成為別人的天使，讓別人夢想成真。」廣告上全是漂亮的女人，她們的臉上充滿陽光氣息，就像透過捐卵，她們得到永遠的幸福。網上完全沒有提及風險，沒有提及捐卵副作用的研究。於是我去了診所，而診所裡的人說的話也和網上的一式一樣，都是說：「如果我捐了卵子，我將會被愛、受尊重、是美麗和聰明，是仁慈和慷慨。」在這之上，他們還會付錢給我。最壞的情況也只是肚子會輕微脹起和有些不適。於是，我決定成為卵子捐贈者。之後，我填表格，做測試。然後我的個人資料會被保存在捐贈者資料夾內，然後或者有一日某人會看見我的資料，並選我為捐贈者。
這日很快便來了——幾個星期內，便有護士打電話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我，一對可愛的情侶選了我，而且她知道我們是完美的搭擋。那名護士十分清楚她在做什麼，而我我從沒想過我仍然可以拒絕。這選項從沒被提供。整個過程太快了，我根本沒時間慢慢考慮。雖然我還未簽任何文件或作任何承諾，但他們對待我的方式好像是我已經答應了捐卵。而且，他們的用語稍微改變了，開始稱呼我為捐贈者而不是我的名字。我感到被困住了。我只想所有人都開心。
有些文件是我要簽的。那些文件清楚列明捐贈卵子的過程中並沒有任何副作用或任何已知的併發症。我要自行注射荷爾蒙去刺激排卵以便捐贈。要注射的藥有兩小瓶。我要用針筒攪勻兩小瓶藥，然後再用另一個針筒抽入適當分量的藥，再注射。通常藥房的處方藥包裝上會寫著藥物的化學反應、副作用和風險。但是醫生在診所交給我的藥上雖然有標籤，但標籤上卻沒有額外的資訊或警告。我最後選擇相信他們，因為他們是專業的醫護人員，所以我沒有理由不相信他們。他們愛我。我當時不知道生殖醫生看卵子捐贈者時，看到的只是一個個代表大量鈔票的無名女性。他們完全不在乎這些女性。捐贈者的價值只在於她們的卵子。當她們的卵子被抽出後，她們就像垃圾般遭遺棄。這就是當匿名捐贈者的危險之處。對醫生來說，當你被使用完和支付薪金後便會離去；而所謂的受贈者來說，你只是資料夾中，眾多女性捐贈者中的一張無名照片。
那究竟是誰寫那些資料夾？卵子捐贈者和招募員。招募員是在診所辦公室工作的非醫護人員，主要處理文書工作、替捐贈者面試、安排身體及精神健康檢查、拍照和寫資料夾。他們也負責說服捐贈者答應捐贈。我填過一份問我喜好和興趣的問卷，例如我喜歡的書、食物和我的民族傳統。在資料夾上我的形象很美好，我可以成為任何我告訴他們自己想成為的人。從資料夾中，顧客們看到我是一名黑眼睛黑頭髮、又瘦又健美、聲線柔和、好學和又有廣泛嗜好的年輕白人女子。不知怎的，我多年的抑鬱症和焦慮症治療失敗的經歷卻沒有出現在資料夾內，但這些經歷是我最差的一面。我更曾有自殺的念頭。我後來更聽聞有些捐贈者隱瞞藥物成癮、家族病史和家暴的經歷。
就這樣，我完成了我第一次捐贈。捐贈後我在診所康復室醒來，同一個護士在我身旁，對我說：「你就像時代廣場的聖誕樹般閃爍！我逼不及待要再用你為捐贈者。」我對她的話畢生難忘。當我第一次聽這話時，我和自己說：「你做了值得讚賞的事。他們很感謝你並為你驕傲。」但現在再回想這話，我只想起她誠實的說話：她逼不及待要再「用」我。
即使我從沒答應過成為持續捐贈者，一切就像我只要完成了一次捐卵就代表我之後會繼續捐。他們預期我會繼續捐。我再次感到受困住，就像我不能說「不」。如果我說「不」，我便會讓這些指靠我的人失望，也會使那些不育的女人無法完成當母親的夢。我是被需要的。
於是，我繼續當十多年的捐贈者。我不容許自己質疑這件事。我跌入了一個循環——他們打電話來通知我獲選，然後我感到被愛和被接納。我完全沒有想到自己正在被利用。
每一次我做完取卵程序，下一次的程序都和上次不一樣。例如避孕藥的牌子改變了，又或者注射荷爾蒙的針筒變成預先裝滿。有一次，我在取卵程序中應到非常不適，於是醫生便把我弄昏，令我感覺不到任何事情。此後，他每次取卵時都這樣做。每次捐贈後，我的卵巢都會腫脹。最嚴重那次，我的卵巢由正常的核桃尺寸腫脹至柚子般大小。我像懷孕5個月般蹣跚地走路。我的胃部被脹大的卵巢壓住，但他們仍跟我說這很正常，所有事都很好。在一個月內，腫脹會漸漸減褪，我的卵巢會恢復核桃般大小。但當我的卵巢腫脹時，身體會對一切的觸碰異常敏感。我要穿十分鬆身的衣服，避免被人提問令我更加羞恥。雖然我相信自己是幫人，在做偉大的事情，但也覺得我的朋友和家人不會接納和理解我所做的事。我需要匿名，不能讓人知道我做這事。
有幾次互動都加強我要隱藏捐卵這件事的想法。例如當我讀大學時，有幾個朋友在聽到我在捐卵後便離我而去。這些朋友是有信仰的人，他們指責我捐卵是在扮演上帝。他們其中一個更和我說：「如果一對情侶不能以自然的方法懷孕，可見上帝的旨意是他們不應成為父母。」我認為這是一個令人厭惡的信念，這話反使我覺得捐卵是正確的事。我也試過和其中一個男朋友坦白捐卵的事，他聽到後立即和我分手；也有一個親人指責我買賣未出生的家庭成員。這些事使我困惑和受傷，所以我請求診所的護士教導我如何回應。那些護士安慰我，說不是所有人都夠堅強去做我正在做的事，更說我是獨特的，我正在給人最棒的禮物。於是，我繼續捐卵。
後來，我在31歲時離婚了，並且在生育診所裡哭著向醫生傾訴我婚姻破裂、失去家庭並且患上抑鬱的慘事。但醫生卻回答說他會再用我做捐卵者、給我一些金錢作為報酬，而因為我在警察局當傳訊主任，我可以在警局認識一個新的警察伴侶和繼續過我的生活。其實那個醫生不應該這樣回應。一位真正在乎病人的醫生應該這樣說：「我知道這段時間對妳來說很困難，任何同樣處境的人都會有你的掙扎。所以現在你不適合做一個像捐卵般如此重大的決定。我建議你見輔導員，以解決你抑鬱的問題。」但一個生殖科醫生不當捐贈者是病人或人。買卵子的人在付薪水給捐贈者。捐贈者只是卵子孵化器，只是能製造卵子的無名字的身體，就像小孩在血汗工廠造鞋子般。一旦鞋子造好了，你便取鞋。關上門後你便永遠不用再看到造鞋的人。然後你能把鞋子拿去賣上千元。當你重複這樣做後，你便不再見到一個人的臉孔，你只見到銀碼。這的真實狀況使我的內心仍然刺痛。那醫生曾是我信任的人，我以為他喜歡我，他卻因為賺錢而以我的健康為賭注。我只是一個商品。
第十次捐卵的感覺和先前幾次不同。診所裡的一個護士開始在取卵過程時和我聊天，她說她認為診所的醫生正在做黑暗的事。她並沒有清楚說明那是什麼事。但她進房幫我照超聲波，而我則躺在那裡憂鬱地哭著。她說：「你知道嗎？他在你身上取那麼多的卵子。你應該獲得更多的金錢。他應該給你的。」這些話沾污了整場交易。那刻，我不再覺得當卵子捐贈者是美好的。我感到絕望並覺得整件事十分黑暗和墮落。他們的讚賞不再令安慰和光榮。我的生活一團糟。我見不到未來。我不在知道我是誰。
在最後一次捐贈後，我發現我的乳房有硬塊。我注意了它好幾個月。我告訴自己「沒事的」，但當硬塊持續變大，我便越專注於它。於是，我最後去了看基層醫療醫生（PCP）。醫生讓我做乳房X光造影。但檢查員告訴我沒事，還說：「你太年輕了，所以沒有任何乳癌的風險因素。」然而，那硬塊繼續變大。於是我又再找我的PCP，告訴她我很擔心。她再讓我做乳房X光造影和超聲波。他們又再說我沒事。我和我的醫生都認為他們的回覆無理。於是醫生幫我找了一名乳房外科醫生替我做活檢化驗（biopsy）。那名乳房外科醫生替我做鑽取式活組織檢驗（Punch Biopsy），過程中我經歷了一生最痛楚的時刻（直到現在也是）。她把一支空針筒插進位於我乳頭旁的硬塊中，然後她再去除硬塊的一部分拿去化驗。24小時後，她告訴我已經患上乳癌。然後在一週後，她告訴我我有第四期侵襲性乳管癌。乳癌已經擴散至我的骨頭和肝臟。這是末期癌症。
知道消息後，我告訴了家人和朋友。所有我告知的人都有同樣的反應：「為什麼會這樣！？為何你32歲就得了末期乳癌？」雖然我有抑鬱症，但我的身體一直很健康。我平時很小心控制飲食，也會做運動，不喝酒、不吸毒、不吸煙。我很小心照顧我的身體。為什麼我的身體會如此？我的癌症怎可能擴散得如此快？
家人和朋友懷疑癌症與我當卵子捐贈者有關。我不願接受。我還駁斥他們說：「不。他們是醫生。如果有這風險他們會通知我。他們保證沒有。他們不會說謊。」只不過，生殖科醫生不是我們平日認知中的醫生，那些診治流感、敏感甚至癌症的醫生。生殖科醫生的行業不受監管。即使到了現在，對他們唯一具體和真實的「建議」，是他們不能用同一捐贈者超過6次。但實際上沒有人能阻止生殖科醫生違反這「建議」。他們向卵子捐贈者聲稱沒有任何風險，不是因為研究證明沒有，而是因為捐贈者是一群匿名的群體，所以沒有人能調查或追蹤捐贈者。於是醫生便不須為對捐贈者的聲稱負責。
唯一的紀錄便是由勇敢的捐贈者留下的見證。她們勇敢地向公眾分享自己受的恥辱和詆毀，還有使她們患上的疾病，例如癌症、中風和生育能力問題待。有人說：「那又如何？發聲的只有幾個女人。這不足以下任何結論。」但其實有更多有類似故事的女人告上法庭，只不過她們在解決爭端後簽了保密協議。更有一些女人因為死亡了而沒法分享她們的故事。還有些女人因為想要匿名而沒有分享。她們有認識的人不准她們發聲——那些人借她們被捐卵摧毀的身體、健康和人生在她們身上加諸羞恥感，使她們不敢發聲。這些女人本來健美、聰明並前途一片光明。她們只有一個共通點——決定捐卵。
我用了差不多10年才看清這件事。但那些堅強和有心的女性給我安慰和支持，再加上個人的努力和成長，我終於從21歲時便落入的受虐和羞恥的圈套中見到曙光。現在，在我第一次捐卵的16年後，我正在與末期癌症搏鬥。這種癌症正常來說只影響曾生育的絕經女性。我的醫生團隊想到的唯一有效治療方法就是讓我停經。所以，32歲的我被切除了子宮。我一半的人生中都感覺我的身體不屬於我。直到接受化療的4年後，我才開始懂得接納我的身體真實。當那些護士和醫生騙我成為卵子捐贈者，他們同時偷走了我的人生。我永遠不能懷孕生子。我的大部分人生都花在接受治療上，使我錯過了很多人生經歷。我失去了卵巢和子宮，這使我無法再有自然的性反應。我遇過幾個我有興趣約會的人，我不只每次都要與他們分享我捐卵的事，還要向他們透露我有末期癌症和捐卵帶來的包袱。這一切都是源於我任由別人利用我。
參考：Lahl, J., Tankard Reist, M., & Klein, R. (Eds.). (2019). Broken bonds : surrogate mothers speak out. Spinife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