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可參考：【5分鐘談性】性和愛可以分開嗎？精神分析學家Viktor Frankl的看法）
【當代性哲學課程】第三課：人是追求意義的存有──論法蘭克(Viktor Frankl) 的人觀和性哲學
整理：姝雲
介紹
法蘭克（Viktor Frankl）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學家及心理分析師。屬於第三維也納心理治療學派，也是意義療法的創始者。法蘭克作為猶太人被納粹關進集中營，從痛苦的經歷中體會經驗並形成人觀和性哲學的理論。他的一個重點問題是如何看待“人”，強調性在人整體方面的作用。其實性哲學和如何看待人有很大的關係，法蘭克認為性與愛是有重要關係的。
人觀（anthropology)
弗洛伊德認為人最重要的存有是追求快感。但是從精神層面講，人生命的重要性有幾多？法蘭克認為，人是一個追求意義的存有。
人同死物最本質的分別是有無自由意志。一方面，人有自由意志並負道德責任，當一個人的行為觸犯法律時會受到相應的制裁；而死物無意識和道德，石頭無法被要求負道德與法律上的責任。另一方面，人有精神層面的憧憬，人會感到憂鬱或快樂，會追求意義並且有時會感到無聊。人與動物有什麼分別？生物學家認為，人與動物是幾乎等同的，人是高一級別的動物，動物追求本能，人也一樣。荷蘭靈長類學家法蘭斯德瓦爾（Frans de Waal）在《我們與動物的距離》中闡述，人類所擁有的道德觀可以在動物身上看到。儒家重視人禽之別，「人異與禽獸者幾希」，認為人與動物的分別正是人性中珍貴的東西：仁義禮智信。因此，中國人注重人的精神成長，講究倫理，天人合一。
我們提倡基督教人文主義（Christian humanism)，要真正尊重人，必須把每個人看作一個獨特和有靈性的個體，這關乎道德尊嚴和人權。如果忽視或輕視人的獨特性、其靈性和其他整全人格向度，則是非人性化（dehumanization）或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人有道德、愛、人際關係、精神追求⋯⋯非人性化則是忽視人的追求和價值，將人看作死物或動物。這個時代的巨大問題就是非人性化和非人格化，不僅僅是性文化，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如是，例如資本主義社會的消費主義。而基督教卻關注人與上帝的關係，重視人的尊嚴和靈性，這是在當今值得追求的理念。
享樂主義的弊端
弗洛伊德認為快樂原則是人類的主要動力；阿德勒（Alfred Adler）認為權力意志是人類的主要動力，他認為如果人的權力受挫，就會有自卑情結（inferiority complex)，這才是精神病的主要根源。
法蘭克認為，心靈中最基本的驅動力是對意義的追尋，權力只是達致意義實踐的先決條件。僅靠消除痛苦會感到無聊或苦悶，並不能滿足對意義的追尋；施加痛苦也不能熄滅對意義的追尋。例如，香港近幾十年經濟穩定，公民生活品質良好，很多香港人沒有很大的痛苦，但卻有種無意義感，對生活感到苦悶。而法蘭克通過自身在集中營的經歷發現人在極大的痛苦中，也可以存在超越的意義追求。所以，人不由本我的快樂原則或外在環境完全決定。這種自由對於人性來說是最寶貴的。
容易感到苦悶和無意義，便是享樂主義的悖論（The paradox of hedonism）。法蘭克認為，快樂是我們努力的實現的副產品，我們越是以快樂為目標，快樂越會被破壞。一段經歷愉快或不愉快，其重要性被高估了。在情愛問題上，享樂主義的觀點是沒有道理的⋯⋯悲劇是比喜劇更深刻的體驗。即使我們的愛情經歷不愉快，我們的生命也能變得更豐富，而且我們的存在感也更深刻；這樣的經歷是促進成長和成熟的主要因素。他注重的是更深刻的體驗，愛本身就是價值。即人越有意追尋快樂，便越難獲得快樂，常常適得其反；反而努力去實踐意義，快樂往往自然而生。J.S.Mill是提倡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主要哲學家，而功利主義也認為快樂是唯一內在價值。Mill卻同時認為，要達到快樂的目的，反而不能直接以快樂為目標。只有當人們把心神注目與他們自身快樂以外的其他東西，例如其他人的快樂、人類的進步、藝術或是其他追尋，而且不把這些東西純粹當作工具，而是理想的目標本身，這樣才能快樂。
法蘭克自我超越的觀點
Abraham Maslow的自我實現說（self-actualization）認為自我實現是實現自我內在的潛能，需要是有層級的（hierarchy of needs）。
自我實現也有含糊性，法蘭克質問，“蘇格拉底豈不也承認他有成為罪犯的潛能？但他的偉大正在於做出抉擇，不能讓這潛能發揮！”因此，自我實現的理想仍脫不了人的自由抉擇，自問“哪種潛能的發揮有意義呢？”自我實現需要客觀價值及意義的指引，而價值卻不可消解為自我的表達。同時，法蘭克認為自我實現也不可能作為存在的目標，越是拼命追求它，越是得不到它。一個人為實踐其生命意義投注了多少心血，他就會有多少程度的自我實現。人類的存在本質上是要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自我實現還是指向人內在潛能，而自我超越是去尋找那超過人，比人更崇高偉大的價值。自我實現如果作為目的，是永不能獲得的，它只能作為自我超越之後的副產品。人應該有超越的視野，在超越的價值中找到意義與快樂。但是弗蘭克和馬斯洛並不完全矛盾，並且有共同之處，馬斯洛提到自我實現時的高峰體驗（peak experiences）往往包括對廣大存有和更高價值的認知（Being-cognition）
法蘭克很喜歡歌德的話：「如果我們只接受人的本來面目，我們就會讓他變得更糟； 如果我們把他當作他應該成為的樣子，就會幫助他成為他應該成為的樣子」（Frankl 1984, 57-58）。他認為人生需要不斷地超越，去體現每個個體生存的意義。這建基於人的自由，也是人的責任，而最終我們逃不了「我們是對甚麼 (或對誰) 負責任」這問題。在集中營中他親身經歷極度的威嚇、殘暴與痛苦，他也觀察身邊的人；叫他驚奇的是，雖然所有人都似乎被悲慘的命運操縱，但不同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一些高教育水平，有教養的人可以變成禽獸般卑下，另一些平凡的人卻顯出無比的英勇及愛心 。由此，法蘭克作出如下反省：「正正是當人面對這樣的命運──一種絕望的處境，人被賦了一個最後的機會去實現意義，去實現最高的價值，去體現最深的意義──而這就是苦難的意義。」 (Frankl 1984, 59)所謂正義的美德是最高貴的，但是法蘭克在集中營的經歷見證了人對於自我潛能的選擇，在極端痛苦中選擇正義，即是自我超越的實現。
人的三個向度
對於法蘭克而言，人有三個向度[靈、魂、體]，三者不可分割。這便是上文提到的我們提倡的基督教人文主義。我們視人為身體─心靈─精神的整體⋯⋯一個人的身體表達他的性格，而他的性格表達這個人的靈性／精神存在。（Frankl 1965, p. 133, 139）人每時每刻都在做決定，即使在不知不覺中違背自己的意願。 通過這些決定，人決定了自己，並且不斷地、 不停地塑造和重塑自己……人最終是自決的。 變成了什麼人，是他在天賦和環境的限制內盡可能地塑造了自己。因此，人並不完全由內在動力或外在環境決定——他是自由的。
他強調生命有三種價值：創造性價值，經驗價值，態度價值（attitudinal good）。生命可以通過三種方式變得有意義：第一，通過由我們賦予生命的東西……第二，通過我們從世上中獲取的東西……第三，通過我們對那些無法扭轉的命運所採取的立場。(Frankl, 1984, 59)法蘭克在集中營的生活實驗室裡，看到有些人表現得像隻豬，而有些卻表現得像聖人。 人在自身內就具有這兩種潛力，要成為哪一種，重要的是個人選擇——以什麼樣的姿態面對死亡，這便是態度價值，“我們這代人已經真正了解了甚麼是「人」：他既是發明了奧斯維辛毒氣室的「人」，也是直立進入這些毒氣室的「人」──嘴上還唸著主禱文和Shema Yisrael的人。所以對於法蘭克來說，態度價值是最為重要的，這是一種即使身在極端的苦難中，也存有的一種更高級的善。「我記得有一天，一個工頭偷偷地給了我一塊從他的早餐配給中節省下來的麵包。讓我感動落淚的不僅僅是這一小塊麵包……更是這個人送給我的人性之物——伴隨禮物的語言和表情。」 （Quoted in Ungersma 1961, 50）Ungersma（1961, 30-31)如此認為，正是在痛苦、承受痛苦的方式和在面對必須承擔的負擔的態度中，我們能夠實現生命的最崇高和最美好的意義。
當創造力無法賦予生命價值，而經驗也不再賦予它意義時，一個人仍然可以發現生命的目的，並且可以通過他面對無可避免的事情的方式，又或是他處理痛苦的方法來證明這一點。正如歌德(Goethe)所說，「沒有任何境況不能通過行為或受苦來使它變得高貴。」
愛與性
愛是一種自我超越
法蘭克在集中營中發現的另一個意義，是他對自己太太的愛。當時他與太太分散到不同的集中營中，完全不知道對方的生存狀況，在這樣的情況下，他發現自己對太太的愛令他對生存還有意義。所以法蘭克特別強調愛至高無上的重要性，是愛支撐他度過苦難。
他認為，愛並不是隨著性慾變化的，「愛實際上是一種更包羅萬象的人類現象之其中一面，這種現象我稱為自我超越……人基本上並不是關心滿足自己的需要和滿足自己的衝動，從而維持或恢復內在平衡(homeostasis)」這也是對弗洛伊德的批評，弗洛伊德認為性是人類有生理需要，感到壓力需要宣泄，就推翻了平衡，是一個生理本能。但法蘭克不這樣認為，他認為人有自我超越的機能，而愛是自我超越的一種。他比弗羅姆（Erich Fromm）看得更準，弗羅姆認為人追求關係，關係中的愛治療人的孤獨感。而法蘭克看得更深：人為什麼追求關係？因為追尋一種自我超越，這是更大的意義，並不是純粹地恢復內在的平衡，“相反，人……基本上關心的是超越自己，無論是為了實現某種意義，還是為了與另一個人充滿愛意地相遇” 。(Frankl 1978, 79-80)從這個角度看，他是一定反對性革命的，因為性革命將人一個超越的意義否定了，化為一個動物的本能。而這根本就不能夠滿足作為一個人最大的需要——一種意義的追求，一種自我超越的追求。
對性解放的批判
法蘭克反對化約論，而性解放就是性化約論的一種形式，「當談到愛時，……我們應該記住，它是一種特殊的人類現象。 我們必須確保它保留其人性，而不是以簡化的方式對待——一種偽科學的程序，它將人類現象要麼化約為次人類現像(subhuman phenomena) ，要麼從非人類現像中衍生出來。 愛……將被解釋為性慾的昇華……是人類與其他動物共有」。（Frankl 1978, 79）他認為，人類的愛是人性的特點，愛不僅僅是另我們感到快樂的事物，而是一種獨特的人格，透過愛可以實現更高的意義。
因此，法蘭克對性解放做出批評，他認為性解放偏離了最初的目標，「性革命的原來目標是把人對欲力的恐懼和罪咎感中釋放出來；它也希望把人從威權性人格和威權式社會中解放出來，從而使人不再對壓迫者順服。它假設了自由性愛會創造免於恐懼和攻擊性的自由，而免除性壓抑也會消除社會壓迫。然而實際上的性革命卻深深陷於性放縱的倡議，並不能觸碰到社會的深層結構。」雖然最初提出性解放有更加崇高的政治意義，但最後卻更為空想，並沒有挑戰到社會的結果，反而運用了資本主義中消費主義的邏輯，最終變成了提倡性放縱的意義了。
性解放誤解了性與愛的意義，人類的性永遠不僅僅是性……而是愛的身體表達。 只有當性發揮這種功能時，它才是真正令人滿意的體驗……根據一份美國心理學問卷對 20,000 名讀者的調查，最能增強性能力和引起性高潮的因素就是浪漫。（Frankl 1978, 80）這反映了精神生理的因素會同性行為中的歡愉和能力直接相關，“即使在兩性間的愛情中，身體、性元素也不是主要的； 性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種表達方式……當性是可能時，愛會渴望並尋求它； 但在需要棄絕性之時，愛卻不一定會冷卻或死亡。當性真的是愛的表達時，他是那種「賦予人類尊嚴的靈性行為」（Frankl 1965, 139-140）所以人類的性是獨特的，不能將其與其他事務等同，不能將它貶低為物質或動物。性是不能同人對愛的渴望和表達分隔開的。由於性是整體人格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將性與整體人格分離會導致非人性化或非人格化的性行為(Viktor Frankl)，會造成許多不良的後果。在性生活的領域中，在男性性行為的心理學和病理學中，我們看到所有追求幸福的人是多麼被誤導……那些期望注定要流產……康德說過，人想要快樂，但他應該想望的是自己配得幸福。然而，我們認為人並不是想得到快樂； 相反，他想要有一個擁有快樂的理由。（Frankl 1965, 161）即當人得到快樂是，應該感到這不僅僅是快樂，而是有意義可以進行下去的。這是來自人最深的渴望，而不是純粹刺激性的快樂本身。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性膨脹和性的去人格化需要“在更全面的，存在的真空的背景下理解……當人不再知道他想做什麼，真正人性化的性欲萎縮，就是這導致了性膨脹——以量去補救質的不足。性膨脹與性的貶值有關：性貶值是因為它被非人性化了——有一種趨勢，不將性生活融入人格化生活，而是與人格化生活分離，僅僅為了享樂。這種對性的去人格化是存在挫敗(existential frustration)的症狀：人類在尋求意義時的挫敗。 (Frankl 1978, 82)當現代人在集中放縱性，而缺少一個關係緩解孤獨感，就會覺得這段關係沒有意義，所以這段關係就變質了。而真正愛與性結合的性慾就萎縮了，甚至因為太多的刺激慢慢地缺失了愛的能力。而性的貶值有什麼後果？假設去買煙，就可能要用一千蚊買一包煙，用更多的錢去買同樣的東西。所以當真正的性愛貶值的時候，人的渴望不會滿足，就需要用更頻繁更刺激的性行為換取同樣的需要，但最後未必能獲得真正的快樂，因為人的生存已經挫敗，找不到生存的意義。這也是為什麼這個性氾濫的年代太多色情，例如換妻俱樂部，就是因為性放縱導致性生活質量的低下，於是就試圖用數量彌補質量上的不足。反過來，它亦需要不斷增加和強化刺激，正如色情所提供的那樣。 （Frankl 1978, 81）例如一個人心理上不開心就去賭博，越賭博越刺激，刺激泛濫忘記不開心，便以為這是一種解決方式。但是賭博之後輸錢，偷換公款，和家人不合，於是繼續去賭博，惡性循環。一直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不開心，甚至導致家破人亡，用不斷加強的刺激導致了悲劇。有些人對自己的配偶不滿足，便會在換妻俱樂部中互換夫婦。但是，是否真正明白自己同配偶的關係呢？是否這份關係只能通過性生活滿足呢？很多都是性革命之後出現的問題。
法蘭克認為在性革命的邏輯之下，不忠是有必然性的。當一個女性僅僅因為她的外表或性吸引力而受到重視時，她只是“財產，沒有個人特徵，沒有個人價值……在這種性愛關係中，不忠成為必然發生的事情。因為當一段愛情缺乏了幸福的品質，那就必須以大量性快感來彌補缺憾，這代表一種殘缺的愛⋯⋯如果一個男人“佔有”了一個女人，他可以很容易地以其他東西與她交換，甚至可以給自己“買”另一個「她」。因為選擇她的男人根本從來不是想要她道德上的人； 他實際上只是選擇她這個類型。（Frankl 1965, 144-145）法蘭克重視真正精神上的愛，是要愛一個人道德上獨特的人。如果只是愛一種類型，那麼不忠就變成了必然。如果人已經喪失愛的能力，便很難再去理解什麼是愛一個真正的獨特的人。而當今的資本主義在性革命的橋樑當中，年輕人意識不到色情產品是商家永遠不會滿足的收入渠道，背後都有其經濟目的。所以，性解放並不真正有助於幸福：當這種追求源於尋求意義的沮喪，它只指向麻痺和昏迷。歸根結底，這種對快樂的無窮追逐是自我挫敗的，因為只有活出自我超越才能獲得幸福 (Frankl 1978, 83)
法蘭克論性的病理學
弗羅姆從自己的臨床經驗中指出，往往越放縱性的時候，心理問題就越大，人越不開心。同時，法蘭克的看法也有別於弗洛伊德認為「性的目標是減少性慾的張力」。這僅適用於神經症患者的性行為……對於成熟的人來說，伴侶根本不是「對象」；相反， 成熟的人在伴侶身上看到了另一個主體，另一個人，看到了他的人性……看到了他的獨特性。這種獨特性構成了一個人的人格，只有愛才能使一個人以這種方式抓住另一個人。（Frankl 1978, 81）然而，這種能力需要時間和耐心去學習和培養，一旦性成了主角，它的刺激性和短期回報的特性，很快會取代其他的追求。久而久之，這樣先產生“性上癮，愛無能”的處境，最後更可能演變成“性無能，愛也無能”的悲劇。濫交和色情等大眾現象……是一種倒退；它們是性發展遲緩和不成熟的症狀。（Frankl 1978, 82）關於“性快樂”，我們越是把它作為目標，我們就越容易錯失它。越在意自己性能力的男性患者，就越容易不舉……幾十年來，我的精神科實踐中遇到的大多數性神經症病例都可以很容易地追溯到這種情況……我們現在的文化……崇拜性方面的成就，並進一步增加性神經症患者感受到的高要求壓力，從而進一步促進他的神經症。（Frankl 1978, 83）在愛中追求快樂的神經質緊張引致不快樂，恰恰因為這種緊張本身。 (Frankl 1965, 142)
在夏洛特布勒學校的一項大規模統計心理學研究表明，年輕女孩的性關係……導致普遍興趣明顯縮小，精神視野受到限制。 在仍然不完整的人格結構中，承諾輕易地給予快樂和強烈滿足的性本能吞沒了她們所有其他的關注。 由於這種不正常的發展，為著婚姻的內在準備自然會受到負面影響，而婚姻廣泛受著人們尊重，也具有文化價值。因為婚姻只有在達到正常發展的理想目標時，才能保證其幸福和持續：一夫一妻關係所需的成熟，就是性和愛的成功綜合和統一。（Frankl, 1965, 174）
類似的問題也出現在香港，因著金融海嘯，各大商業機構減縮開支，「肯搏又平」的𡃁模大受歡迎，如周秀娜、Lavina、Rainbow、Kama等一般都是漂亮、可愛、性感的少女模特。憑食雪糕同刷牙的挑逗造型出位的周秀娜人氣最強，七百個人形攬枕搶購一空。寫真集訂價九十八元，短短一星期連印兩版，售出三萬一千本，裏頭有一張吃雪糕的照片意態撩人；另一張則刷牙到把牙膏滴在胸口上。她更說：「我不介意男人將我視為性幻想對象。」（明報，2009）然而，這並不完全是女性自主。打造周秀娜的模特兒公司「環球狂熱」的揸fit人鄺君賢（Roy）說：「純粹一盤生意，我做過市場調查，性感包裝的年輕𡃁女，喜愛上網同動畫的宅男最鍾意。」一切都是商業主導和經濟掛帥，因此，不少𡃁模其實是被剝削的對象。𡃁模背後，是將女性物化成性慾釋放的對象，慢慢塑造成的文化環境令女性也無意識地以同樣的方式看自己（internalization)，所以這種文化對於女性主體性的建構是極其不利的，尤其是少女易受影響。自投父權意識型態(以男性為中心）的羅網——女性看自己的目光，其實是內化了男性的目光。
美國心理學協會在2007年的報告指出，少女情慾化對女性成長有不良影響。例如使女性失去自信心，產生羞恥、焦慮、自我厭惡的感覺，導致厭食症、自我形象低落、憂鬱⋯⋯例如，英國小報（如《太陽報》）的第三頁女郎，通常都是身材勁爆的性感尤物。工黨議員Clare Short在議會提出法案，希望禁止報紙刊出這種赤裸上身的艷照，很多女性都支持她，告訴她們如何受這種照片影響：胸部較小的女性感到屈辱，胸部大的也經常被人評論，成為笑柄：「噢！妳應該去成為第三頁女郎！」最感到傷害和冒犯的則是那些因乳癌而割掉乳房的女性；六成港女不滿身材，是亞洲之最，其中三成瘦身至上，健康、愛情其次；41%初中女生誤覺「過肥」，想瘦身；南亞姐妹花絕食減肥餓暈⋯⋯少女情慾化導致女性重視自己的形象高過自我價值。但要強調的是，真正潮的現代女性是有自信和有內在價值的，女性的價值不在於滿足男性的慾望而要多方面發揮自己的潛能。同時男性也要學會尊重女性和建立自制力。
婚姻的意義
愛是體驗另一個人的獨特性和個體性……在愛情中，被愛者從本質的最深處獲理解和認識，作為獨特而個別的存在。 （Frankl 1965, 132）作為一個獨特的人，她無法被任何替身所取代──無論這複製品是多麼完美。 （Frankl 1965, 136）愛不是我們應得的，也不是我們配得的——它是恩典，也是一種魅力……愛極大地增加了對整全價值的接受度……愛不會讓人盲目，而是讓我們看到價值。（Frankl 1965, 133）當與一個人相遇，稱呼他為「你」，而不會如此稱呼一塊手錶、一顆石頭。當兩個人發生溝通和交流的時候，就稱呼對方為「你」。「你」用來形容一個獨特的個體，而愛是認識一個人獨特性的方法，當看到了對方的獨特性，就不會用任何一個人取代。而這樣的愛，是一個人自由的回應，我們不能強迫人愛自己，也沒有權力要求對方愛自己。需要接觸、認識、等待，當對方用愛回應的時候，這是一種恩典，而不是應得，也不是配得的。肯定和接納對方的獨特性，這種愛能讓對方相互尊重、相互肯定對方有自由，而不是盲目的。
法蘭克強調人的獨特性，「得勝的，我必…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名，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能認識。」（啟二17）在古代近東文化，名字代表一個人的特質；上主的應許——完整的救贖包括恢復與更新每個個體的獨特身分（unique personal identity) 。即是說，當我們與上帝交流時，上帝不會將我們當作一種類型，而是每個人都是一個獨特的個體，每個人都有一個獨特的名，這個名只有上帝和自己知道。在上帝面前，人有一個獨特的身分，曾與上帝有一個獨特的關係，所以基督教肯定人的獨特性。中世紀神學論到神所賜給人的靈魂，每個靈魂都有獨一無二的本質(hacceity)，與別人的都不一樣，這是人的精神性。物質構成的東西卻不可能有獨一無二的本質（因為物理的特性[如質量、電荷]都可複製），所以，人的獨特性來自人們的精神本質，這也是要透過愛來認識。
當理解所愛之人的獨特性時，一夫一妻的伙伴關係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伴侶不再是可以互換的……沉迷於濫交意味著忽視伴侶的獨特性，這又排除了愛情關係” （Frankl 1978, 81）而愛情關係具有排他性，是兩個人之間你屬於我、我屬於你的關係。因為真正的愛更直接地指向對方的「所是」——這種真正的愛，這種態度，指向了一夫一妻制。（Frankl 1965, 147）
愛也不同於單純的迷戀，單純的迷戀……必須被視為婚姻的反面……婚姻不僅僅是個人經歷的問題。 它是一個複雜的結構，一個被國家合法化的社會生活制度……它深入到社會領域。（Frankl 1965, 147）
結語
法蘭克用現象學的方法去呈現人類追尋自由及意義的經驗，這方法脫離狹窄的經驗主義，是值得採納的。人生豐富的經驗，是可與信仰結合的。現代人太多以享樂主義、消費主義、唯物論的框架理解自己，卻沒有一個詞彙表達內在自我的經歷，幫助我們更加明白經歷裡面深層的意義，或者精神上面的意義。由此，他對人的自由的強調是很好的提醒。誠然我們不可忘卻人類的種種限制，但今天我們往往將人視為遺傳及環境的玩物，動輒訴諸「童年陰影」或「社會文化背景」去解釋別人的行為，而忘卻我們有自由去選擇用何態度對待我們的童年陰影或文化背景。我們決不只是爛泥一團，我們是神所創造有尊嚴、有自由的人，這亦該是我們對今天年青人的信息。我們固然不能否認內在的性驅動力和外在的性放縱文化，都是強大的，但我們不能否認：如何面對這些壓力，也是我們的抉擇和責任。我亦深信今天我們對意義的渴求仍深植心中，性解放文化的泛濫正正反映我們失落了有意義的愛和性。
劉翔平是大陸學者，他寫了一本書介紹法蘭克，他根據調查結果，指出：「對生活滿意與否，實際上與人們的富裕程度無直接關係。」（頁186)「弗蘭克爾以其親身經歷的苦難與幸福，在20世紀向我們昭示了這一生命的主題，這一困擾著現代人心靈的生命意義的主題，以發達國家國民所走過的精神現代化過程中的心靈疾病來警示著我們今天步入現代化的國人。我們遇到最嚴重的疾病不是癌症，甚至也不是甚麼艾滋病，而是普遍蔓延的精神空虛和無意義感。」（頁186-187)「弗蘭克爾站在弗洛伊德的肩膀上，看到了比弗洛伊德更遠、更寬、更高和更深的地方，…他的治療理論，為揭示現代人的心靈苦悶，尋找解脫出路，提供了良藥。」（頁186-187)而法蘭克對性解放的分析同樣有力，他指出性愛應指向「愛那獨特的他／她」，也為那些陷於無意義的性的人們，提供了出路和良藥。
中國學者楊國榮的觀點也與法蘭克提出的整體概念（靈魂體結合）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這張太極陰陽圖中，有價值、文化、群性、個性、靈性、理性⋯⋯中國的太極文化中，陰陽不是分兩半的，而是陰中有陽，陽中有陰。人的性格可以在幾個層面相互滲透，最終找到一個整全的人格和真正的人性。這也是法蘭克給我們的提示。
上文是本會舉辦課程【當代性哲學課程】第三課筆錄：人是追求意義的存有──論法蘭克(Viktor Frankl) 的人觀和性哲學
參考材料
Frankl, Viktor E. 1965. “On the Meaning of Love.” The Doctor & the Soul.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Pp. 132-147; 150-151; 158-161; 174.
Frankl, Viktor E. 1978. “The Dehumanization of Sex.” 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 Psychotherapy & Humanis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p. 79-85.
Frankl, Viktor E. 1984.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In John J. Heaney, ed., Psyche & Spirit: Readings in Psychology & Religion, revised edition (New York: Paulist, 1984), 50-63.
Ungersma, A. J. 1961. The Search for Meaning: A New Approach in Psychotherapy. Philadelphia: The Westminster Press.
關啟文，〈Viktor Frankl 與意義的追尋〉，《時代論壇》，1994年4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