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海欣（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關注兒童變性的美國記者班傑明·瑞安(Benjamin Ryan)於網上撰文，[1]勸喻讀者不要輕易相信「脫離跨性別(detransitioning)只是很罕見」的說法，他認為沒有人手上擁有準確的數字，展望未來有更多對脫離跨性別、後悔變性者的研究調查。
瑞安批評跨性別運動圈子引用的「權威」
支持「性別肯定」的組織Gender GP引用2021年傑克·特班博士(Dr. Jack Turban)的研究論文指，認為只有8%跨性別人士會脫離跨性別，當中62%只是短暫脫跨，很大原因是社會壓力。他們認為脫離跨性別是很罕見的，而後悔的人更是近乎沒有。[2] 然而，瑞安形容這篇研究論文相當臭名昭著，因為該論文依靠「美國跨性別者調查」(US Transgender Survey)的受訪者來分析導致脫跨的原因。研究人員訪問那些現時自認是跨性別的人，過往有沒有曾經脫跨。但顯然這些人後來都再一次成為跨性別人士了。這研究無法接觸那些真正持續脫跨的人。
瑞安認為，脫離跨性別這話題極度混亂和政治化，暫時不會有人能夠確切知道脫離跨性別有多普遍。而關於這個主題的研究，特別是有關未成年人的，仍然非常不足夠。
更具體地說，關於脫跨的流行率，現有研究只能說出這個事實：有部分進行過醫學變性的人，最終不再使用異性激素治療。這個比例到底有多少？在停止激素治療的人中，有多少人實際上接納了出生時的性別？有多少人後悔變性？這些都是未知之數。
變性手術後追蹤期太短，未能準確計算脫跨者、後悔者
對於未成年時曾接受醫學變性的族群，其脫跨率尤其不明確，這些變性手段包括使用青春期阻斷劑、異性激素，有些還會進行變性手術（雙乳切除術，是迄今為止性別焦慮症未成年人中最常見的手術）。[3]除了幾個明顯的例外，已發表的脫跨率研究的後續追蹤一直嚴重不足——通常不超過 12 至 24 個月。
2023 年發表的一篇關於脫跨文獻綜述的作者寫道：「一些專業人士將這段（12 至 24 個月的）時間稱為『蜜月期』，這可能並不真實地代表醫學變性人士的發展軌跡。」[4]意思即是，研究人員認為，在做了變性手術後一至兩年是「蜜月期」，大多數人滿意效果，但當日子長了，他們想脫跨或後悔的比率或會上升。
整體而言，對於接受醫學變性的族群而言，喪失追蹤率高企也阻礙了變性研究，有些研究中這一比例高達 30% 至 40%。[5]醫學研究員麗莎·利特曼博士(Dr. Lisa Littman)發現，許多脫跨人士並沒有將他們的最新決定告知之前為他們變性的醫護人員，這留下了一個很大的盲點。[6]
來自澳洲和英國性別診所本應擁有關於兒童變性最有價值的數據，[7] 但他們都只會追蹤兒童的情況到十八歲，隨後他們有沒有後悔變性？這些性別診所沒有收集這數據。
長期追蹤數據是至關重要的。約克大學的金農·羅斯·麥金農(Kinnon Ross MacKinnon)常常研究脫跨現象，他發現人們脫跨的原因有很多、各種原因之間微妙且複雜。在最近接受美國醫學會倫理學雜誌採訪時，麥金農博士表示，脫跨過程可能需要四到八年的時間。同樣，英國的卡斯評論(Britain’s Cass Review)指出，「該評論從許多從事成年人變性的臨床醫生那裡了解到，脫跨所需的時間為5至10年，因此醫療研究的隨訪間隔太短，無法捕捉到這一點。」
不幸的是，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 (NHS) 的成人性別診所拒絕分享 NHS 現已關閉的兒科性別診所、性別認同發展服務 (GIDS) 的求助人重新接納原生性別數據。這些數據可能對那些在未成年時曾服用變性藥物，並隨後前往成人性別診所就診的成年人的長遠影響，有重要的啟示。
研究脫跨的另一困難：跨性別現象正在大幅轉變
自 2010 年代初以來，性別焦慮症青少年群體發生了巨大變化，這進一步阻礙了研究人員了解未成年時接受異性激素治療的人群中，脫跨現象的普遍程度。從 2012 年到 2014 年左右開始，西方世界的性別診所發現，生理女性有性別焦躁問題人數激增，這些患者在青春期開始後才開始有跨性別問題和性別不安，除了性別不安之外，她們同時患有精神疾病的比例很高，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比例也很高。這種新的現象與 20 世紀 90 年代典型的兒科性別診所患者形成了鮮明對比，以往求診者多數為在幼兒時期就開始表現出性別不安的男孩子，但現時求診者大多數為青春期後才性別不安的女孩子。
英國 GIDS 的數據顯示，2010 年代中期性別比例發生了巨大變化。
英國 GIDS 的數據顯示，2010 年代中期性別比例發生了巨大變化。
這群在青春期接受睪酮治療的女孩子將來會怎樣？ 我們還沒有足夠的時間來作正確的評估。
脫跨研究受阻：「權威組織」不願為「脫跨」及「後悔」下定義
在理解脫跨過程中面臨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整個研究領域對「脫跨」一詞以及與醫學變性相關的「後悔」概念缺乏統一而精確的定義。
看來，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WPATH）已經推卸了其促進此類術語共識的責任，以便這些術語能夠在研究項目中統一應用。 WPATH 也沒有推廣這類研究。
性別醫學研究人員的恐懼也阻礙了對脫跨研究的必要性，這種恐懼當然不是毫無根據的，他們擔心研究結果會被右翼利用，以破壞這個醫學領域。
即使是支持跨性別運動的組織，也承認脫跨人士的存在，並且認為有必要統一研究用字。支持「性別肯定」的組織Gender GP認為，脫跨人士的處境十分艱難，包括他們可能會被跨性別群體所排斥。[8] 他們認為應支持脫跨人士的選擇，在收集據時需統一用字，並且同理心應當大於政治訴求：「他們（脫跨者）是在複雜的世界中探索身份的人，他們應該得到與其他人一樣的尊重、關心和自主。」可是，WPATH似乎漠不關心。
瑞安與心理學家、WPATH 美國分會 USPATH 前負責人 艾麗卡·安德森(Erica Anderson) 進行了交談。她指出，WPATH 從未試圖定義「脫跨」和「後悔」這兩個術語，也從未推動過對這一主題的研究。但同一時間，安德森博士(Dr Anderson)說：「WPATH 批評了我們這些人，就是提出有關脫跨的問題，並呼籲他人要關顧脫跨人士的人。」
安德森博士說：「WPATH 領導層堅持認為，脫跨現象很少見，更重要的是倡導跨性別人士獲得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她補充說，兩位研究脫跨研究的傑出學者，利特曼博士和麥金農博士，[9]「都因試圖理解脫跨現象而遭到了『跨性別運動人士』(trans’right activists)的謾罵。WPATH 對此也進行了多次抨擊。」
麥金農博士指出，大約三分之一到 60% 的脫跨人士，他們脫跨是因為感到某種形式的後悔。
多項研究批評右翼反對兒童變性的人士，特別是他們將脫跨當作是武器，並假定所有停止醫療變性的人都是出於後悔。
但麥金農博士的研究發現，脫跨人士也常受到外在因素的影響，例如家庭壓力、經濟原因或無法被當作異性。
麥金農博士在最近的一篇論文中概述了他如何建立 957 名脫跨人的研究隊列（這需要巧妙地剔除那些試圖阻撓其研究的不良行為者和欺詐性回應），他指出，西方國家發表的研究估計，1% 至 13.1% 的脫跨人在某個階段會經歷脫跨。 他寫道：「然而，由於研究設計的原因，很難知道停止治療或脫跨在多大程度上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
因此，讓我們仔細看看現有的研究如何告訴我們脫跨有多普遍。
脫跨統計數據的最新系統性回顧
法國洛里安 CUESim 醫學院的 伊娃·費格洛娃博士(Dr. Eva Feigerlova)於 3 月在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中文試譯：《性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關於變性的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系統研究綜述。她試圖評估現有已出版的文獻告訴我們脫跨現像有多普遍。
該調查包括 2014 年至 2024 年 5 月期間發表的 15 項觀察性研究，涉及 3,804 名未成年人和 3,270 名成年人。其中十項研究涉及兒童和青少年，五項研究涉及成年人。這些研究成果在西歐、美國和澳洲發表。
在開始服用青春期阻斷劑的兒童中：
– 1.6% 至 7.6% 的人停止服用阻斷劑，其中 1% 至 3.8% 的人這樣做是因為他們不想變性。
– 兩項關於重新認同出生性別的研究發現，服用青春期阻斷劑的兒童中，有 0.4% 至 5.3% 的人重新認同了出生性別。
在未成年時開始服用異性激素的人群中：
– 異性激素停藥率通常在 1.5% 至 2.4% 之間。
– 然而，2022 年和 2023 年發表的兩項研究分析了荷蘭協議（該協議首次建立了兒科性別醫學）在阿姆斯特丹實施的前 20 年，發現總體脫跨率為 3.2%。
在接受異性激素的成年人和青少年中：
– 終止率為 1.6% 至 9.8%，其中 0.5% 至 9.8% 的人不再希望繼續變性。
然而，有研究報告指出停藥率遠遠超出了這個一般範圍。其中包括丹麥 2022 年的一項研究，該研究分析了 2000 年至 2018 年的國家醫療數據，報告稱，服用過該藥物的人的停藥率為每年 0.06%。[10]
另一項經常被引用的研究發表於 2022 年，該研究調查了 2009 年至 2018 年美國軍事醫療保健系統中 952 名開始使用異性激素的人的醫療和藥房記錄。研究發現，四年追蹤後，服用雌激素的出生男性的治療停止率為 19%，而服用睪固酮的出生女性的治療停止率為 35.6%。在未成年時開始接受治療的患者中，四年停藥率較高，為 25.6%，而 18 歲後開始接受治療的患者為 35.6%。[11]
由於這項軍事研究是一項圖表審查，因此這些人停止服用荷爾蒙的原因仍然未知。
在所有分析的研究中，人們就停止使用異性激素的理由各不相同。其中包括不再認定為跨性別人士、達到治療目標、副作用、財務或社會問題。
有待更多脫跨研究
費格洛娃博士對她所分析的研究持批評態度。她總結道：「納入研究的整體品質較低，這意味著我們無法確信其研究結果能夠反映現實世界的現象。各研究作者對『脫跨』的定義各不相同，而且目前尚不清楚是否排除了非二元性別者。」
她進一步指出，「大多數研究都是回顧性的、非盲的」，而且大多數研究的人群太少，無法得出關於脫跨率的具有統計意義的發現。
費格洛娃博士的結論是，對於變性的人群的脫跨過程「尚未得到充分研究，這凸顯了長期追蹤研究的必要性」。
她在分析中沒有包括對網上社群的調查，因為她寫道：「它們容易受到自我選擇和無反應偏差的影響。」瑞安形容為相當臭名昭著的研究論文（2021年傑克·特班博士的研究），正正是採樣自網上社群。
最後，簡而言之，2023 年西班牙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關於脫跨人的「文獻批判性評論」。他們發現，基於後悔的脫跨率估計範圍從 0 %到 13.1%。異性激素的停止率為 1.9% 至 29.8%。其中，手術後後悔變性的人佔 0% 至 2.4%，接受異性激素後後悔脫跨的人佔 0% 至 9.8%。
作者在論文的最後寫道：「脫跨現象的政治化」創造了一種審查氛圍，影響了脫跨人士、正在經歷變性的人以及相關的專業人士。
網友回應：恢復者也值得研究，父母守得雲開見月明
有網友回應瑞安的文章，他認為評估脫跨的普遍性確實很重要，同一時間，也需要了解「恢復者」(desistance，在醫學變性之前就恢復接納出生生理性別) 的現象，這些人在開始接受醫療變性之前就改變主意了。他分享到，父母需要知道，謹慎等待而不是衝動行動，通常是最明智的做法，對他來說，確實如此。經過兩年半的努力，他們並沒有對此大驚小怪，也沒有採取任何草率的建議，他們 11 歲的女兒最終自己放棄了非二元性別認同。他提到，2021 年美國/加拿大的研究表明，在青春期前首次診斷出患有性別不安的男孩中，到青春期晚期恢復原生性別認同率高達 88%。[12] 另外，2024 年的一項德國研究顯示，15-24 歲年齡層恢復原生性別認同率在 5 年後為 50% 至 73%。[13]
[1] How Common Is Detransitioning?
[2] “These numbers suggest that detransition is uncommon, and regret even rarer.”
How Many People Detransition? A Guide to the Reality Behind Transgender Regrets
[4] Expósito-Campos P, Salaberria K, Pérez-Fernández JI, Gómez-Gil E. Gender detransition: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ctas Esp Psiquiatr. 2023 May;51(3):98-118. Epub 2023 May 1. PMID: 37489555; PMCID: PMC10803846.
[5] Wiepjes, Chantal M et al. “The Amsterdam Cohort of Gender Dysphoria Study (1972-2015): Trends in Prevalence, Treatment, and Regrets.”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vol. 15,4 (2018): 582-590. doi:10.1016/j.jsxm.2018.01.016
Expósito-Campos, Pablo MA*; D’Angelo, Roberto PsyD†,‡. Letter to the Editor: Regret after Gender-affirmation Surger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evalence.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 Global Open 9(11):p e3951, November 2021. | DOI: 10.1097/GOX.0000000000003951
[6] Littman, Lisa. “Individuals Treated for Gender Dysphoria with Medical and/or Surgical Transition Who Subsequently Detransitioned: A Survey of 100 Detransitioners.”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vol. 50,8 (2021): 3353-3369. doi:10.1007/s10508-021-02163-w
[7] Cavve BS, Bickendorf X, Ball J, et al. Reidentification With Birth-Registered Sex in a Western Australian Pediatric Gender Clinic Cohort. JAMA Pediatr. 2024;178(5):446–453. doi:10.1001/jamapediatrics.2024.0077
Expósito-Campos, Pablo MA*; D’Angelo, Roberto PsyD†,‡. Letter to the Editor: Regret after Gender-affirmation Surgery: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revalence. Plastic and Reconstructive Surgery – Global Open 9(11):p e3951, November 2021. | DOI: 10.1097/GOX.0000000000003951
[8] How Many People Detransition? A Guide to the Reality Behind Transgender Regrets
[9] Controversial Gender Researchers Launch Long-Term Study of Gender Dysphoric Youth and Their Parents
[10] Glintborg D, Rubin KH, Kristensen SB, et al. Gender affirming hormonal treatment in Danish transgender persons: A nationwide register-based study. Andrology. 2022; 10: 885–893. https://doi.org/10.1111/andr.13181
[11] Christina M Roberts, David A Klein, Terry A Adirim, Natasha A Schvey, Elizabeth Hisle-Gorman, Continuation of Gender-affirming Hormones Among Transgender Adolescents and Adults, The Journal of Clinical Endocrinology & Metabolism, Volume 107, Issue 9, September 2022, Pages e3937–e3943, https://doi.org/10.1210/clinem/dgac251
[12] Singh D, Bradley SJ, Zucker KJ. A Follow-Up Study of Boys With Gender Identity Disorder. Front Psychiatry. 2021 Mar 29;12:632784. doi: 10.3389/fpsyt.2021.632784. PMID: 33854450; PMCID: PMC80393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