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已翻譯為泰文版)
過去30年來，相信沒有人反對社會對同性戀者的接受度大幅改變。在千禧年前，同性戀仍在一定程度上是社會的禁忌，如今大氣電波上已有專以同性戀為題材的劇集和綜藝節目，這在20年前簡直難以想像。
這些改變的起點，源於我們對平等的追求以及對小眾的關懷。不少人也知道，同性戀者不論男女，都面臨著比異性戀者更嚴重的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濫用藥物、焦慮、情緒障礙、自殘、飲食失調和自殺傾向等。而支持LGBT團體會把以上問題全歸因於外界歧視（包括「異性戀霸權」的制度和論述）。為了改善同性戀者的健康狀況，很多國家投入大量福利資源，有些更修改制度，甚至以嚴苛的歧視法禁制了一定程度的宗教和言論自由。
但假如我們真正地關心同性戀者的健康和福祉，我們應該對症下藥，停一停，問一問：社會和制度的變化有多大程度改善了他們的健康？
LBGT的健康狀況與社會變遷
過往，人們大多將性小眾心理健康狀況較差的成因歸咎於不公正的歧視。論者認為性小眾遭受更多的霸凌或毆打，因而比其他孩子更易憂鬱。從這個意義上說，歧視是心理健康差異的成因。這種解釋可稱為「少數壓力理論」。按照這理論，一個社會越是接納同性戀者，他們的心理健康差異便應該越少。
實際的情況如何呢？
荷蘭在2001年通過同性婚姻，是世上首個改變婚姻制度的國家，對同性戀者的友善程度排在世界前列。在改變婚姻制度前（1996-2001），當地的研究員收集了當地性小眾的健康數據，再度確認了「精神疾病在同性戀活躍人群中更為普遍」，並指出與異性戀者相比，一生中患過兩種或更多疾病的同性戀者更多（男同性戀相對危險度2.70; 女同性戀相對危險度2.09） 。[1]
同一個團隊在2007 年至2009年再度收集數據並進行相同分析，最後在2014 年發表。[2]但可惜的是，研究指出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的改變，同性戀與異性戀者的健康差異沒有顯著變化，「性取向仍然是精神疾病的危機因子」。在討論部分中，研究員也對歧視外的其他原因保持開放，指出危險的家庭環境以及性侵經歷同時是性傾向和精神健康問題的預測因子，這些狀況可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但也猜測同性戀者的狀況沒有變可能是因為荷蘭的轉變只是表面的，歧視程度實際沒有減少，也可能是同性戀者過往受歧視的傷痕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消減。假如是後者，變化應能從年輕的同性戀者中看到，可惜當時他們收集的樣本數量不足。不過，這方面的研究卻在往後的日子補足了。
2021年，一向親同（pro-gay）的威廉斯研究所發表了一份「世代差異」的報告，分別比較在1956至1963年出世、1974至1981年出世以及1990至1997年出世的老中青三代同性戀者，其結果出乎所有人預料。[3] 30.4%的年青同性戀者曾至少有過一次意圖自殺，對比老和中兩代卻只有21%和24.29%；在心理困擾（Psychological distress）方面，年輕一代更是錄得10.176的超高分，相對於中年的7.669和老年的5.364。由此可見，制度和法律的「進步」不但沒有改善同性戀者的精神情況，反而令情況加劇了。
那麼會不會是年輕一代受到的歧視多了呢？事實剛好相反，數字顯示他們受到的絕大多數暴力和各類歧視行為都顯著變少了。在檢視各項數據後，研究員如此總結：「與假設相反，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過去50年在社會和法律的進步下，性少眾能減少他們接觸壓力源和由此而來的不良心理健康效果。」
哪裡出錯，正路又在何方？
至此，「少數壓力論」可說被否證了，而數十年來的社會「進步」只能說是藥石亂投。「歧視」和同性戀者的健康問題間，似乎只有相關性，而不是因果關係。在同性戀和性別身份問題中，隱藏著更多有待我們發掘的東西。
近年，因著社會的變化，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有著更為流動的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研究者開始對這現象越來越感興趣，希望找出性向流動與精神健康的關係。
根據主流的心理學觀點，穩定和一致的「自我」是心理健康的必要條件。[4]不少研究都證實了兩者之間的正面關係。[5]然而，最近的研究卻發現不是所有的「變化」都會造成心理健康問題。2022年，一項在澳洲進行的研究發現，年輕女性只有在向同性戀轉變時，才會加劇心理健康的問題，越是自我認同為同性戀其問題便越是明顯。[6]相反，同性戀轉變成異性戀的女性卻明顯減少了精神相關的問題。同類情況亦在其他大型研究中發現。[7]
這些研究者同樣猜測轉變方向的不同可能源自「少數壓力」，即更多的歧視。但綜合上述其他研究，這似乎沒有足夠的理據。我們應該思考，同性戀者心理問題的成因可能不是來自外部。
結語
我們關心同性戀者的健康和福祉，但各類的壓力團體往往禁止這方面的討論。它們認為一切將同性戀傾向本身與心理健康連上關係的論述都是對同性戀者的歧視，故只能將一切原因歸結為從外部而來。
但這是否真的能解決同性戀者承受的困境和問題嗎？他們真正需要的又是甚麼？可以肯定的是，唯有真正開放和自由的環境可以讓研究人員解開這問題。
參考資料：
1. 本文根據【Is LGBT Persons’ Mental Health Improving?】https://shorturl.at/JMlqL 再加以延伸
注腳：
1. Sandfort TGM, de Graaf R, Bijl RV, Schnabel P. Same-Sex Sexual Behavior and Psychiatric Disorders: Findings From the Netherlands Mental Health Survey and Incidence Study (NEMESIS). Arch Gen Psychiatry. 2001;58(1):85–91. doi:10.1001/archpsyc.58.1.85. https://jamanetwork.com/journals/jamapsychiatry/fullarticle/481699
2. Meyer IH, Russell ST, Hammack PL, Frost DM, Wilson BDM. Minority stress, distress, and suicide attempts in three cohorts of sexual minority adults: A U.S. probability sample. PLoS One. 2021 Mar 3;16(3):e0246827. doi: 10.1371/journal.pone.0246827. PMID: 33657122; PMCID: PMC7928455.
https://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246827
3. 如Rosenberg Morris. 1965. Society and the Adolescent Self-Im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4. 如English Tammy, Chen Serena. 2011. “Self-Concept Consistency and Culture: The Differential Impact of Two Forms of Consistenc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7(6):838–49.
5. Campbell, A., Perales, F., Hughes, T. L., Everett, B. G., & Baxter, J. (2022). Sexual Fluidity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What Happens When Young Women’s Sexual Identities Change?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 63(4), 577-593. https://doi.org/10.1177/00221465221086335
6. Everett B.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change and depressive symptoms: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J Health Soc Behav. 2015 Mar;56(1):37-58. doi: 10.1177/0022146514568349. Epub 2015 Feb 17. PMID: 25690912; PMCID: PMC4442487. 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5690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