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子雲博士

「在世俗社會中回應性文化挑戰——泰勒《世俗時代》一書的啟迪」研習組已於2017年8月17日（四）晚舉行，由本會副主席，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專上學院講師洪子雲博士主講。

《世俗時代》（A Secular Age）是天主教著名哲學家泰勒（Charles Taylor）的巨著，原著於2007年出版，同年，泰勒獲頒鄧普頓獎（Templeton Prize），該獎好比宗教界的諾貝爾獎，是界內的莫大殊榮。《世俗時代》在2016年12月譯成簡體字版本發行，全書厚達千頁。洪博士熟悉泰勒的思想，今次為我們簡介這部巨著的要點。

泰勒看世俗化

過去，面對社會的世俗化，宗教信仰被認為會從公共社會和社會制度中退出，成為個人私下的事情，甚至會衰落至沒有人再上教堂。而泰勒則認為這種對宗教在世俗化處境下的預測落空，世俗化只不個令宗教從沒有人質疑，改變為眾多選項當中的一個，而不是衰落，宗教信仰正以另一種形式參與公共社會。事實上，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宗教並沒有因為世俗化而沒落，相反，各大宗教均有復甦跡象。

很多學者認為，是科技發展和高舉理性，使得社會世俗化；泰勒沒有反對這種解釋，但卻認為不足以完全解釋世俗化的發展。因為科學研究不一定與信仰有矛盾，再者，科學亦不是探討宗教、人文和倫理價值等議題的有效工具。因此，泰勒認為科學與理性發展，不必然令社會世俗化。他提出，世俗化的成因是自我觀及道德觀的轉變。

由迷魅到解魅

世俗化開始之前——公元1500年前，當時是迷魅（enchanted）的世界，人類普遍相信在人類世界以外，另有靈界的力量與人類息息相關。不單君王是天命所歸，「一般人」是沒有這種「命數」的，連萬事萬物也彷彿充滿鬼魅神力，人們膜拜諸如太陽、月亮、星宿，甚至動物走獸、花草樹木等事物，現代人視為無稽的；但對當時的人來說，他們對世界的認知，使政治社會和人類作息不可能脫離宗教。

這種迷魅的世界在1500年至2000年間發生了多方面轉變。泰勒的世俗化理論就是解釋中古時代充滿宗教氣氛的世界，如何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一一地瓦解和改變，而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創造論和基督論的改變，以及唯名論的興起，導致了大自然自主化的觀念(autonomization of nature)：即認為大自然是自主運作的，就像機械緊密有秩地持續運作一般，背後無須神明操作維持。這不單促進了日後科學發展，亦促成世俗化。

人們開始盡情探索這世界，並嘗試改變世界，改善人類生活。這時，神對世界的旨意被視為是對人類的恩慈。同時，因著科學發展，人類對自身能力有了新了解，開始認為可以以人力帶來天堂般的生活。漸漸產生新的道德觀：製造倫理（Ethics of Poiesis），主張透過理性和訓練，改造人民的品格，建立社會秩序。人類自覺不再被世界上的靈魂或神秘力量入侵，對人類的成就感到驕傲。然而，去魅化（disenchanted）卻使世界變得空洞、沒有深度和意義。當人們各自尋找意義和價值時，社會開始分化，形成日後的「新星效應」（Nova Effect）——各種思潮像宇宙大爆炸般斗然間併發。

宗教改革與世俗人民主義

另一導致世俗化的因素，則源於自十一世紀西方社會的格列高利改革（The Gregorian Reforms），及以後的一系列宗教改革（Reforms）。這一系列的宗教改革源於對聖俗之間差別的不滿，它不單瓦解了迷魅的世界觀，最終更為世俗人文主義鋪路。原先宗教改革的源起，是因為教會精英針對教會散漫、放縱和墮落，亦有部分是不滿平民庸俗的生活，希望透過改革提升一般平民的信仰生命。這些改革到了約十四世紀轉為整個公民及社會改革運動。當時正值文藝復興時期，精英中引入一個新觀念「公民性」（civility），強調禮貌、和平、有法律和秩序，逐漸形成規範社會（Disciplinary Society）。

最後馬丁路德帶領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成為了這系列改革中最徹底的一次。當時天主教會常以很嚴厲的方式譴責和恐嚇民眾悔改，令人們惶惶不可終日，以致當馬丁路德帶出因信稱義的觀念時，得到廣泛回應。馬丁路德主張「信徒皆祭司」，聖職以外的一般工作都是事奉神，打破過往社會中的階級觀念，亦打破迷魅化世界中聖俗二分的觀念，令整個社會更徹底地去魅化。可是宗教改革之後，卻緊隨過百年的宗教戰爭。為回應宗教戰爭帶來的種種混亂，遂生出現代道德秩序（Modern Moral Order）。

這時候人們對教會越來越多不滿，開始厭倦眾多宗教教義的爭議和衝突。加上科學發展，人類生活改善，令人對自己的理性能力越來越有信心，繼而向內心尋求道德動力。昔日抗議宗（Protestant）批評天主教的種種理據（如導人迷信、壓制自由等）亦被人文主義學者用來批評整個基督教信仰。加上現代道德秩序強調自由、平等、仁慈和相互利益等價值，就成為今天世俗人文主義（Secular Humanism）的基本面貌。

性革命

《世俗時代》只用了小量篇幅談到西方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性革命的根源，是源於十八世紀的浪漫主義和表現主義（Expressivism），追求活出和表達真實自我的一面。戰後社會富裕所帶來的消費主義革命和潮流服飾的興起，可謂表現個人主義的其中一個表現。這種表現個人主義衝擊北美過去信仰、紀律倫理和文明秩序之間的連繫。60年代年青人對工具機械式的制度反叛，追求個體性、創意、感性的平等社會，這正是來自浪漫主義的本真性倫理（Ethics of Authenticity）。

然而，泰勒觀察到性革命有其困境，因為人們不斷追求越軌，難以維持穩定的感情生活；另一方面講，持續的親密關係難以不停追求感官滿足。而且，色情物品的盛行，令女性再度被物化，人們發現否定所有規範後，反而沒有令整體社會變得更幸福。面對性革命，泰勒一方面相信人們依然想追求平等恆久的親密關係，依然想生兒育女，另一方面亦寄語天主教會，若依然沿用舊有的一套規則（如貶低性行為、對性慾恐懼、僵化的性別角色和拒絕討論身份認同等），已經難以回應今日對道德倫理的挑戰。

有聽眾問到《世俗時代》如何回應今日的政治爭拗，洪博士指出這書非旨在回應政治爭議，但泰勒在其他著作則認為自由主義的其中一個弊端是過分強調權利，漠視道德價值的討論，壓抑了道德人格的發展；然而，今日的權利觀，正正源於道德價值，當道德被削弱，反過來無法保障個人權利。譬如今天流行「權利」的術語，每個人都將自己提出的價值稱為「人權」，彷彿使出「皇牌」，凌駕（trump）了其他價值。問題是這樣會使價值討論變得不可能，勝負變成博弈，可能某一方在法庭司法覆核勝利，取得他們想要的權利，但不是透過互相討論達至共識，這樣將會不利民主社會的長遠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