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ase Against the Sexual Revolution
作者：Louise Perry 
出版 : ‎ Polity; 第1版 (2022年 8月 29日)
語言‏ : ‎ English
ISBN-10 ‏ : ‎ 1509549994
ISBN-13 ‏ : ‎ 978-1509549993

 

The Case Against the Sexual Revolution (筆者試譯：《性革命的反例》)是 2022年 8 月出版的英國暢銷書。一如書名，本書旨在指出性革命的流弊，並反對性自由的文化。這種言論在左翼當道，言論自由日漸收窄的西方可以動輒得咎。故The Atlantic形容本書為「異端」，而衛報則評之為「大膽而重要」。

敢於發達「異見」的勇氣，源於作者路易絲佩里（Louise Perry）多年來反性暴力和在前線工作經歷。現年32歲的她在倫敦大學修讀人類學及女性研究，一如她在本書描述，大學時代的她幾乎毫不猶豫就接受了這些學科關於性革命的教條，即「色情很棒，BDSM很有趣，性工作就是工作」。然而，在強暴危機中心的親身經歷卻令她的觀點翻天覆地。本文將概述本書的第一章，這亦是全書的綱領，即性革命的得益者是男性，而非女性。

Playboy的勝利

在本章開頭，作者以色情雜誌《花花公子》（Playboy）的真實故事闡述了性解放的實況，那亦是關於Hugh Hefner和Marylyn Monroe的悲喜劇，男喜女悲。

Hugh Hefner是《花花公子》創立人，而Marylyn Monroe則是《花》的第一個全裸女星，在封面及插頁中展露她的身體。Monroe為Hugh Hefner賺了可觀的金錢，連Hugh Hefner都說她的裸體插頁就是《花花公子》成功的主因。然而，Hefner的風光背後卻是對Monroe赤裸裸的性剝削。

起初，Monroe為雜誌拍攝裸照時，攝影師承諾沒有人能從照片中認出她，但這承諾顯然沒有兌現。更甚的是，Monroe拍照是因為急需要錢，但Hefner卻從沒有付她薪金，更沒有經過她同意便把她的裸照登上雜誌。Monroe甚至要自己付錢，才能擁有一本刊登著自己照片的《花花公子》。在這件事中，Hefner是大贏家，而Monroe卻是大輸家。作者以這故事，指出性解放的結果：男性在這場解放中是大贏家，而女性卻是大輸家。性解放的故事不只是關於女性如何從貞節和母親責任中被解放，更是Playboy（渣男）的勝利。節育和墮胎的科技使女性從懷孕的憂慮中被釋放，但卻仍是處於弱勢和受剝削的一方。而男人表面上的目的是解放女性，實際上卻只是解放自己的性慾。

試想，在避孕科技未成熟之前，異性戀男性要有婚外性行為只能找娼妓或願意冒著遭社會邊緣化危險的怪異女性。直到1960年代末，避孕科技的出現為世界帶來衝擊：現在有方法盡情表達性慾而不需擔心懷孕或性病等問題了。

性自由主義及其不滿

本書正是要評估這重大的改變，並且試圖超越一直以來自由和保守兩派的敘事。雖然作者不同意保守派對性革命的觀點，但她明言本書將更專注於批評自由派的敘事，因為這觀點不單止錯，更是有害的。同時，作者現在的觀點也是基於她自身的經歷和觀察。

在過去，作者的政見就如大多數千禧世代的城市畢業生一樣，是一種「自由女性主義」的觀點，直到她在畢業後在一家性暴力危機支援中心工作。在那裡，她切身地體會到「保守派不過是被現實搶劫過的自由派」，而像她這樣的「後」自由派女性主義者，不過因為近距離目睹過現實中的男性暴力。

對於所謂的「自由女性主義」，作者明白這是一個充滿爭議和歧義的詞。但她主要用來指稱一種將消費式的個人「選擇」視為至高無上的意識形態。這思潮的政治議程在於中，把個人從地方、家庭、宗教、傳統，甚至是身體等外部限制中解放出來。是以，當Emma Watson為Vanity Fair拍攝露胸封面時，她第一時間以「女權就關於給女性選擇…是關於自由」（feminism is about giving women choice …It’s about freedom）來反擊。對這種女性主義來說，「自由」可以意味著穿著暴露的衣物或根本不穿、去從事性交易或錄製色情影像，甚或是顧用代母和以醫學手段改造女性身體（如變性）。

這種徹底的消極自由把人的工作和消費能力最大化。一個不受任何事約束的人可以最快的速度回應市場需要。她不須照顧家人或丈夫的感受，也不用顧及道德、傳統或宗教的約束，可以隨時隨地工作，而工作過後則用得來的酬勞去消費任何她喜歡的東西去撫平工作的不快——繼續以最大效率餵養這「經濟巨輪」。

「自由女性主義」高舉自由，卻不問渴望各種「自由」的慾望從何而來，也無法平衡「自由」和各種其他價值。當面對「選擇」的好壞問題時，只能陷入「這些選擇都是好的，因為她選擇了這些選擇」的循環論證。

但假如我們的身體和思維並不如我們所想般自由可塑？假如女性「選擇」的性自由都是明顯地對男性有利？當我們把「自由」高舉到在一切價值之上，我們失去了甚麼？在這本書中，作者將嘗試解答這些自由女性主義者不能也不會回答的問題，並從男女不能逾越的差異中指出，重點不是「我們如何才能解放」，而是「怎樣才能平衡男性和女性這兩個如此不同的群體的福祉」。

性的去魅

社會學家Max Weber曾以「袪魅」一詞形容自然世界經歷啟蒙運動後的情況；她認為「性」在60年代末的性解放運動中同樣被「袪魅」了。這運動反覆推廣著一個信念：性只是一種消閒的娛樂活動，本身沒有任何意義。

然而，性的袪魅又或是性的平庸化是不利女性的。它令像Hugh Hefner這樣的男性更方便地剝削Marylyn Monroe；而自由女性主義則令廣大的女人無法認清真相，甚至欣然地相信性解放文化的弊端不過是為了個人自由而付的微小代價。事實上，她們並非不知道性解放的失衡，但他們的困境卻在2017年的Me Too運動中表露無遺。

誠然，MeToo運動揭發了很多無容置疑的性罪行，但同樣揪出了大量在技術上是「同意」的，卻惡劣無比的性經驗。諸如老闆以性為條件來讓她升職；為晚餐結帳的男人預期女伴會和他發生性行為，這些都「只是」將性當成自由市場中一件無特別意義的商品而已。
但正正是這個「只是」違反了我們大部分人的直覺。當自由女性主義者大叫「性工作是工作」時，她們卻同時譴責Harvey Weinstein向女下屬提出以性來換升職機會。不單是因為暴力或威脅，而是從「提出」開始已有問題。性不可能是「平凡」的活動。沒人會因為被上司要求沖一杯咖啡而懷孕、染病、患上創傷後遺症和其他精神疾病。所有人都知「性」不同於沖咖啡，但性的袪魅卻希望以謊言消除這種認知上的不協調。

面對這種困境，「自由女性主義」將一切勸導女性改變行為以規避危險的男性的建議，視為「譴責受害者」；但除了「教男性不要強姦」外自己卻沒任何有用的建議。尤其甚者，在21世紀初期，她們把BDSM和「性週末」視為新日常來引入大學校園，卻不願承認她們提倡的性享樂主義與籠罩大學校園的性暴力陰霾有著明顯的關聯。

這種意識形態將「同意」視為自由和合法性的保障，實際上是何其蒼白無力，也一而再，再而三地觸礁，都寫在眾多MeToo的故事中了。歸根究柢，這種文化是對Hugh Hefner和Harvey Weinstein等男性獵食者最有利的文化。因為它將性袪魅的同時，也把性商品化，在高舉「同意」的同時，也把協同的性暴力視為善。因為所有的「選擇」都是「好」的，是「她選擇」的。

然而，這「自由」的代價卻是不合比例地落到女性身上，僅僅因為生物學的原因：男女確實不同。

有時，新或舊並不重要

在本章最後的部分，作者明言自己不希望本書僅僅流於文化分析，或單純的文化批判，她希望給予年輕的異性戀女性有用建議。

她明白自己的建議可能會在老一輩眼中覺得是老生常談，但從她從自己的經驗知道，這些建議對新一代而言可能是令人目瞪口呆。一如在自由派薰陶和「進步」敘事下成長的自己，也是只有在朋友和自己的生命遇上錯誤時才學會這些建議。

當她看見現代的雜誌教育女人如何在性方面取悅男人，又如何假裝自己有性高潮和喜歡肛交。同時她也看見女生在去墮胎時也不願告訴性伴侶（經手人），因為分享生育能力上的不便，實在過於「親密」……作者看到古代父權的完美偷渡，只是這次披上了「自由」的羊皮。

正如C.S.Lewis所說，我們常常有一種時代上的虛榮（chronological snobbery），即以為我們身處的時代必定是某種思潮、科學或藝術的高峰，過去的一切都沒有地位了。但當保守派過份美化他們思念著的黃金年代，自由派是否亦過份高估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時代的好壞不能一刀切，我們應該揚棄「當下中心主義」。

性解放運動欺哄我們：「所有慾望和選擇都是好的，我們會在滿足慾望的時候找到意義。」但這是錯的，有些慾望就是錯的，會傷害人的。我們是有別於性解放的性文化，一種將他者視為真實的人，有尊嚴、有價值及有益的性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