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權利知道
Natascha（俄羅斯）

我們這些俄羅斯裔的代孕母通常來自郊區，又或是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我們在網上或報紙上看見代母廣告，接住便聯絡經紀公司。我們多數是單親媽媽，而在代孕期間，我們要和自己的孩子分隔很多個月，直至生產和把代孕寶寶交給委託人。在家，我只和我的孩子交代說我要去莫斯科工作4個月，而只有我的母親知道真正原因。我現在三十歲，與我細女住在離莫斯科1000公里的地方，那裡是一個美麗、翠綠、只有約50萬個居民的地方。我需要乘30小時火車才去到莫斯科。

代孕期間，我和另一位代孕母在一間由經紀公司租的小單位中同住。他們不允許我們談論雙方的合約內容。雖然我們簽的合約都是標準合約，但合約的細則則會因應委託人的意願而有不同調整。所以每位代孕母的合約可以很不同，例如費用和墮胎的問題、是或否。由於我們不獲許和對方談論合約的事，我們之間沒有比較和嫉妒。經紀公司向委託人提供交易套餐，100%保證他們會得到嬰兒。經紀公司因而會用盡量多的卵子捐贈者和代孕母，直至得出一個嬰兒。而不論過程中動用了多少捐卵者和代孕母，委託人都不須額外付錢。

我不被准許講出寶寶的出生地和出生環境。我只可以說，我是在歐洲某國首都生產，這是為了方便他們將寶寶運送到委託人的國家。我不能透露有關生產的任何事或當寶寶有殘疾他們會怎樣處理。當事情出岔子時，一切由委託人和醫生全權決定是否要墮胎。我沒有權說話。在我當代母前，我是一名侍應，月薪大約10000至15000俄羅斯盧布（約150歐元），而在我居住的城鎮中月薪平均2萬盧布。這金額足夠生存但不能買任何額外的東西。

我沒有選擇委託人。經紀公司在全球物色人選。當我接受交易時，我對委託人一無所知，包括他們來自哪裡。只有當他們想認識我時，我才知道他們來自歐洲國家。而是的，我非常擔心我是否能把我所生的孩子拱手讓人。但後來，我明白到寶寶不是我的，因為寶寶沒有我的基因（他們不是用我的卵子）。我只是一個助手。於是，我準備好把寶寶交給別人，因為我知道寶寶的父母（委託人）是誰而且他們很期待寶寶的出生。這些使我好受一些。我只在生產前短暫見過委託人一面。我承認我很擔心寶寶的未來。但我在生產後看見委託人抱著寶寶時，那開心的神情，我擔憂便消去了。是的，我有和他們保持聯絡，這是合約規定的。如果他們想要更多聯絡，我是可以的；但如果不想，我也理解。

我不肯定我日後想不想和這寶寶聯絡，也不知如何和我的女兒解釋這寶寶是誰。可能等孩子長大後，她會明白。但現在她太年幼了，沒有能力明白。當女兒看見我和委託人Skype視像會議，我只告訴她他們是我認識的人，我告訴她我去莫斯科是為了賺點錢。

我不能透露我收了多少薪酬，這是秘密。現在我代孕生的寶寶已經兩歲零兩個月大。委託人會按意願發給我寶寶的照片或讓我們傾談。但我們的通訊是不定時的。由於我只會說俄語，所以我們溝通也有困難。但如果寶寶長大後想和我聯絡，我也願意。而我也會保留寶寶的照片。

除了代孕，我還有捐贈卵子，我不知他們會否用我的卵子，也不知會不會有擁有我基因的孩子誕生。如果有，我也會很開心。我不肯定我對我代孕和捐卵的詳情不知情是否有問題。但我並沒有權知道。我用我代孕的報酬買了一部小型俄羅斯牌汽車。我不知道我會不會再當代母，現時我沒有任何計畫。

感想：
這故事和之前幾篇的故事不同，讓我知道原來在某些地方例如俄羅斯，代母連知情權也沒有。她們完全遭當為商品，只是嬰兒孵化器。她們不但對自己代孕的詳情不知情，還沒有權和持份者商量合約的條款。例如她們沒有權決定是否要墮胎，只有委託人和醫生有權決定。這是對代孕母的剝削以及物化，好像他們只要給代母金錢，代母便沒權決定發生在她的身體上的事（像商品沒權拒絕買家對它做任何事）。

參考：Lahl, J., Tankard Reist, M., & Klein, R. (Eds.). (2019). Broken bonds : surrogate mothers speak out. Spinife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