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 偏執正確

關啟文(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Political Correctness Charles Murray

當日在會場示威的學生(圖:Boston Globe)

近期多了一些人關注「政治正確」的問題,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當選令人震驚,而「對政治正確的反彈」被認為是其勝選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實相關的辯論並不新鮮,也已討論了二三十個年頭。政治正確(Political Correctness)有時簡稱PC,大概指西方八九十年代興起關注「少數族群」受到歧視的運動,他們認為要爭取平權和反歧視,單單有一些保障平等的法例是不足夠的,還需更「深入」的文化改革(如語言的淨化、大學課程的改革),和「制度化的保障」,如affirmative action、保障少數族群的反歧視法、禁止仇恨言論的法例(Hate Speech Law)等等。這些行動的動機都是良好的,但卻有愈演愈烈的趨勢,引起公眾爭議。問題是這些行動往往針對那些被視為政治不正確的人,儼然一旦不符政治正確的標準,就連基本人權(如言論自由)也要被剝奪。

潮流方興未艾 深入社會各階層

如在九十年代初。Allan Bloom在1987已批評「美國心靈的封閉」(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而在1991,Newsweek和New York Magazine等都討論政治正確的問題。一些書提出批評,如D’Souza(1991)的Illiberal Education︰The Politics of Race & Sex on Campus,和Kimball的Tenured Radicals︰How Politics Has Corrupted our Higher Education。而且當時美國總統喬治布殊也在1991的演講中批評政治正確:「雖然這運動源自一些高貴的渴望,就是掃除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仇恨的殘渣,但是它以新的偏見取代舊的偏見,它宣告某些題目和表達(甚或某些姿態)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二十多年過去,政治正確的潮流方興未艾, 深入影響美國社會的不同層面(如媒體、企業、軍隊),特別在美國的大學校園中形成了一種巨大的力量,不單興起很多與身份政治相關的嶄新學科,如Women’s Studies、Queer Studies,不少大學校園都有一些審查言論的規則(Speech Codes),一些老師若公開發表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則往往被投訴、甚或處分。

以近期發生的事件為例,現年74歲的Charles Murray是The Bell Curve: Intelligence and Class Structure in American Life的作者,他將種族與智力扯上關係,被指為種族歧視。2017年3月2日他到Middlebury College in Vermont演講,數百位學生在他演講時強烈示威,並高喊「Racist, sexist, anti-gay, Charles Murray, go away」、「Your message is hatred. We cannot tolerate it.」。(有趣的是Murray被罵anti-gay,但他是支持同性婚姻的。)最後Murray無法繼續演講,之後在Allison Stanger教授陪同下離開,受到衝擊,Stanger也被扯頭髮扭傷頸部,事後須入院治療戴上頸箍。

不少學生原來的要求是取消Murray的演講,但校方不同意。一些畢業生大為不滿,認為Murray到臨Middlebury,已對弱勢群體的安全和生存權利構成威脅,所以不是「言論自由」的問題。我閱讀他們的聲明時,心中不禁產生疑問:後果真的這麼嚴重嗎?事實上後來Murray真的到了校園,看不到哪位學生受到威脅,反而是Murray有安全的憂慮,而一位陪同老師受傷。而且這些後果在演講之前已可預測,可見以上抗議聲明的憂慮沒有大多事實根據,似乎只是極左意識形態的想當然矣!

藉寬容之名 選擇性不寬容

大學發言人Burger堅持他們已作了正確抉擇,他們感到不得不維護高等教育的核心原則,就是言論和表達的自由。Murray認為不容他演講的應該也只是少數,但他們的言行是如此激烈,所以大多數人被嚇怕了,只好沉默。Stanger教授其實是不同意Murray的觀點的,但她認為也應該讓他表達其觀點,然後不同意者大可以理性去反駁他。

又如留美華人研究生盧安迪所言,「美國大學近年『政治正確』當道,左翼示威者把各種反西方文明觀念強加人,要求校方強迫所有師生接受「思想改造」課程。我等10名同學成立普林斯頓開放校園聯盟,捍言論自由。」密蘇里大學校長就因這些「政治正確」的壓力而須辭職,可見政治正確的勢力不容小覷。

如何評價「政治正確」是複雜問題,香港作家陶傑就對PC口誅筆伐。我認為政治正確追求平等本是可取的,然而問題在於過分簡化社會和歷史,分析工具傾向過分僵化的「壓迫者vs被壓迫者的二分法」,有時會以政治化術語取代批判性的學術研究,所以有時流於意識形態的灌輸。最大問題則是以「寬容」之名合理化選擇性的不寬容,一旦被視為政治不正確,就會被嚴厲打壓,甚至言論和表達意見的自由也被剝奪。當然,以上只是簡略的要點,空間不容詳細立論。本文的目的旨在帶出這場辯論,引發更多反思。

【本文原刊於《信報》,2017年5月27日,頁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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