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雋寧（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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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運信奉同性戀不可改變的定律，儘管性傾向是流動，亦只能流向多元性慾或同性戀的方向；由同性戀轉為異性戀則是他們的禁忌，不符合同運的道德觀。因此同運要打擊助人選擇異性戀生活方式的服務，性傾向改變的服務(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SOCE)。
一直推進同運的美國心理學會及部份左翼前進的醫療組織，近年譴責SOCE，並推動禁令法規。別以為他們要禁止的是驅魔、電擊或發條橙等拗直治療，不，他們連整全輔導、讓人正視自己的家庭和成長經歷等類的心理治療，都一概禁止。實情是只要觸及同運禁忌的服務都受波及。同運的議程有顯著的推進，就如拜登去年更簽署行政命令，指示聯邦機構停止資助SOCE的項目。
#支持各國禁絕SOCE的重點研究：錯得離譜
美國學者Paul Sullins認為沒有合格的科學證據支持禁絕SOCE。
Sullins一直跟進那些有助同運推動議程的社科研究。他接受《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的訪問，解釋他在2022年發表的論文。Sullins質疑那些用作推動同志議程的實證研究結論，並用同一份數據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那就是SOCE並沒有增加自殺風險。
Sullins解釋雖然該研究已獲得同儕的審核，卻因為LGBT論述的一言堂和政治正確，讓這個符合LGBT意識型態和有利政治的研究獲得「放行」，儘管方法學和結論有誤。
受到質疑的研究是由John Blosnich等幾位學者在2020年發表的。跟據他們所採的樣本，研究結果聲稱接受過SOCE治療的人，在自殺念頭方面是未有接受服務者的2倍；而自殺未遂的則為1.7倍，因而指控SOCE加劇自殺風險，須被禁絕。Blosnich的研究後來成為英、美等國家的醫學專業組織呼籲全球禁止SOCE的實證基礙。
Blosnich的研究結果令Sullins關注，原因是該結論與他多年進行的研究結論相反；Sullins曾與同事共同發表研究說明SOCE的臨床治療，對男性有良好效果：接受SOCE之後大幅減少自殺念頭。
Blosnich研究的問題出在哪裡？
#倒果為因
Sullins重新分析Blosnich研究後，發現研究人員沒有區分受訪者在接受SOCE之前和之後的自殺傾向。當沒有控制和比較服務前的自殺傾向水平，就很難知道自殺念頭會否單由SOCE服務所引致，還是基於其他原因。
舉例說，肥胖的人更有可能參加減肥班。如果說，參加減肥班導致參加者較多癡肥問題，說成為「減肥班令人癡肥」，合理嗎？這顯然是倒果為因。可想而知，接受SOCE服務者未必構成自殺念頭，至少還有幾個其他可能性，例如：服務以外的因素使受訪者自殺念頭提升，或是，自殺念頭較強烈（心理困擾較大）的人才會尋找SOCE服務。
再者，Sullins再運用同一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接受SOCE服務的人，自殺水平與其他沒接受服務者是相同或更低－－與Blosnich的結論恰好相反。
Sullins向記者再舉一例：醫療專業機構呼籲禁止使用抗高血壓藥物的研究，因為它發現大多數使用薄血藥的人以前也患有高血壓。「停用薄血藥，因為療法導致人承受高血壓」是匪夷所思的呼籲。
#在LGBT群體中招募的困局
平情而論，Sullins並沒有一面倒地盲撐SOCE，它也不是甚麼靈丹妙藥。
實證中，Sullins發現那些未成年者接受SOCE服務的人，自殺率沒有總體下降；在宗教環境中接受服務的，成效更差。這可能與他們是未成年「被迫」接受服務，因此Sullins認為父母不應強迫有同性吸引的子女接受幫助，因為這樣似乎弊多於利。「失序了的愛是不能通過恐懼來獲得恢復，只能通過更大和更高質的愛才有用。」Sullins認為父母要學習怎樣去愛和接納孩子，使整個家庭都可以放輕鬆地，彼此在愛中成長。
有人認為，同志的研究經常以LGBT社群招募受訪者，導致研究偏頗。然而Sullins坦言這種偏頗是不能避免的，任何研究領域都一樣，包括他自己的研究。不過如果研究SOCE成效的話，就會出現一個更為根本的問題：接受SOCE服務而有效的人，不願以LGBT來定義自己……研究人員找到的受訪者主要為曾接受服務而感到無效的樣本。換言之，在LGBT群體招募SOCE的服務使用者，其偏頗程度相當在以治療無效的群體去證明治療無效，有自圓其說之嫌。
#政治
還有一個超越學術和技術的問題：那就是政治。Sullins表示，當研究符合「提倡同運」的標準時，同儕就不加批判地全盤接納研究，即使研究基於錯誤的資料或方法學。但像Sullins般沒有推展同運的研究，在提交後卻不獲發表批准。這處境令美國的學術界受到政治偏見所影響，失去基於事實的多元。墮胎研究如是，離異家庭研究如是，同志研究也如是。
Blosnich對Sullins批評的回應，依然維護倒果為因的推論，認為一生中有自殺念頭仍然可能來自SOCE。
雖說Blosnich等人可能受著同志運動的加持，研究才獲得推崇，然而Sullins亦可能被指控，受到教會保守思想影響，才會批評研究。因此，科學的作用是探明和疏理資料的矛盾，不論立場，並發現治療的效用、界限和副作用。
有幾多分證據，說幾多分實話，才是研究者應該持有的倫理底線。
延伸閱讀：
《National Catholic Register》
Sullins, D.P.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Do Not Increase Suicide: Correcting a False Research Narrative. Arch Sex Behav 51, 3377–3393 (2022). https://doi.org/10.1007/s10508-022-02408-2
John R. Blosnich, Emmett R. Henderson, Robert W. S. Coulter, Jeremy T. Goldbach, and Ilan H. Meyer, 2020:
Sexual Orientation Change Efforts,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 and Suicide Ideation and Attempt Among Sexual Minority Adults, United States, 2016–2018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110, 1024_1030, https://doi.org/10.2105/AJPH.2020.305637
作者：招雋寧 （香港性文化學會特約研究員）
本科修讀社會政策。致力研究家庭﹑性別及身體的課題。招先生為本會疏理和發掘新近的性文化知識，協助策展具學術基礎的性教育，使本會受眾獲得紮實及適時的知識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