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陳婉珊（研究主任）

「再讀一遍：跨性別醫療保健並沒有結構化、經過測試或廣泛接受的基線。對42歲的人沒有，對創紀錄數量，開始醫學變性的許多未成年人也沒有。討論這個不是恐跨症或歧視性的——我們作為一個社群，須要充分理解，我們正鼓勵孩子們對他們的身體做些甚麼。」（強調為原文所有）

巨大痛苦

紐金特（Scott Newgent）現年48歲，是一個由女變男的變性人。（他的自述文章刊於2021年2月9日）他在六年前開始醫學變性，當時滿心歡喜：「我被告知醫學變性會帶來所有美好的事情，但所有的負面影響都被掩蓋了。從那以後，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包括七次手術；一次肺栓塞；一次壓力誘發性心臟病；敗血症；一次長達17個月的反覆感染；16輪抗生素；三週的每日靜脈注射抗生素；手臂重建手術；肺、心臟及膀胱損害；失眠；幻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100萬美元醫療費用，以及失去住屋、汽車、事業和婚姻。」儘管「所有這一切，但我不能起訴負責的外科醫生——部分原因是沒有結構化、經過測試或廣泛接受的跨性別醫療保健基線。」

經歷這麼長期而痛苦的醫療程序，紐金特並非沒有懷疑過的。但每一次約見心理輔導或醫生，都讓他更相信，他會從「生於錯誤身體」中被治癒。到今天他才發現，他之所以渴望變性，也許是不喜歡當一個「佔主導地位、咄咄逼人、充滿自信」的女同性戀者。就像普遍青少年一般，紐金特渴望得到同輩的接納和包容，以及感覺自己是「正常」的。

在手術後17個月，險死還生的醫療過程中，紐金特發現自己完全無助：「跨性別醫療保健是實驗性的，而且醫療行業中佔大部分鼓勵未成年人變性，原因——至少部分——是利潤很高。我目瞪口呆。每一天，我研究得越來越多，便越來越震驚。當我從這急診室轉到那急診室，亟待援手，我意識到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每個醫生都告訴我回到原來的外科醫生那裡。我被困住了，就像一個被父母虐待的孩子，無處可逃。」

正所謂福無重至，禍不單行。病痛不單令紐金特身心飽受苦楚，反覆發作的膀胱炎同時影響他的思考和工作能力。在美國，無法工作意味著失去醫療保險，一切昂貴的醫療服務均需自費。「我在浴室裡度過了很多個晚上，痛苦得連上廁所的力氣都沒有，被逼在地板上小便，尖叫著感覺像刀片排出體外。」那時紐金特只能靠「四杯伏特加、六片苯海拉明（Benadryl，過敏藥）和一把褪黑激素」，每次獲得45分鐘的睡眠時間。

母愛驅使他生存下來

有一晚，紐金特實在受不了，想到死。他躺在牀上，孩子的生活點滴驀然閃過。他想到他的死會對孩子們做成甚麼影響，使他打消死念。他默禱：「就在那時，我與上帝，宇宙——無論你怎麼稱呼它，做了一筆交易：如果我的生命得以倖存；如果為了孩子們，我仍然留在世上，我會確保人們知道跨性別醫療保健的實驗後果，並透過這樣來幫助其他孩子。……我會用母親的愛，來為他人抗爭。」

「所以我在這裡［向大家說我的故事］……我花了48年才意識到自己想變性，是因為我從未全心全意地接受自己是女同性戀者……作為父母，這就是我們的工作：保護他們免於犯下愚蠢的、影響終生的錯誤。（強調為原文所有）以下是我在變性前無法理解的後果，以及我真誠相信，沒有一個孩子具備足夠能力去同意的後果：

• 預期壽命縮短
• 心臟病發作和肺栓塞導致過早死亡的風險增加
• 骨骼變脆弱
• 可能危害肝臟
• 心理健康併發症增加
• 情緒綜合症症狀機會增加
• 自殺率高於非跨性別人士
• 比非跨性別人士出現精神病症狀的機率高12%
• 大腦發育遲緩的機會增加
• 終生性快感的機會大大減少
• 不育的機率更高
• 心理健康沒有得到改善
• 不完全可逆轉」

紐金特續表示，跨性別運動活躍分子說醫學變性可以改善「跨孩子」的精神健康。然而他們列出的研究經常被撤回，而且媒體較少跟進報道。另一方面，對於那些因藥物而延遲青春期發育的孩子，會帶來甚麼影響，仍欠缺長期的研究數據。而曾經變性，後來回復原生性別身份的「去變性人士」（de-transitioners），同樣缺乏研究數據。紐金特歸咎於「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盛行，阻止研究人員深入探討這些問題。

與此同時，同儕評審（peer-reviewed）文獻顯示性別焦躁（gender dysphoria）與自閉症（autism）、抑鬱、焦慮、飲食失調及其他併發症等，有高度關聯性。再者，如果很多「跨孩子」是同性戀的話，紐金特憂慮，把他們推上變性路，這或許是一種「更正治療」（conversion therapy）。

紐金特進一步警告，其他國家已經「回頭是岸」，唯獨美國仍繼續擁抱「肯定式」的治療方案：「去年12月，英國高等法院裁定，用於未成年人的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 blockers）既是實驗性的，也是通往永久變性的單程票。芬蘭在2020年徹底改革了治療患有性別焦躁症的未成年人的方式，優先考慮心理治療，而非侵入性干預，並將青春期（adolescence）視為主要身份的探索時期。瑞典正在對青春期阻斷劑和賀爾蒙對身心健康的長期影響的科學基礎，進行系統性文獻調查。支持『荷蘭方案』（Dutch protocol）的研究員最近呼籲重新思考，而其他研究開始表明，目前一刀切的情況太有限了。」

如果我們將性別焦躁症與跨性別主義（transgenderism）過分簡化地混為一談，「沒有對醫學治療的長期後果進行研究；有些人從跨性別醫療中致富；去變性者的人數激增」，紐金特不禁問：「為甚麼我們只是讓孩子更容易，不加深究地變性？」

最後，紐金特呼籲大眾——「內分泌科醫生與小兒科醫師、溫和民主派與溫和共和黨人、基進女權主義者與福音派人士、律師與心理學家、父母與教師」，携手保護兒童和青少年。「作為前女同性戀者和現任跨性別者，我敢說這不是跨性別恐懼症（transphobic）。認識到並非只有一種治療或途徑適合用於所有孩子，這實際上是具敏感度的和關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