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珊（研究主任）
「我接受《六十分鐘時事雜誌》（60 Minutes）訪問，是因為我想讓大家明白，變性的藥物並不一定負責任地和安全地處方。」史密斯（Grace Lidinsky-Smith）娓娓道來。史密斯受訪節目播影之時，正值美國就跨性別兒童及青少年的治療方式，在立法上鬧得不可開交的時候。我們經常聽到跨性別運動支持者說，跨性別人士除了在社會不被接納外，亦經常難以獲得「救命」的醫學治療，包括賀爾蒙及變性手術。然而，史密斯的經歷卻恰恰相反——她接觸到的醫護人員非常接納，亦很快獲得想要的變性治療。可是這反而是問題所在。
二十多歲的史密斯是一位「後跨」（detransitioner，變性後回復原生性別身份的人士），外表漂亮可人，看不出曾經變性——也許因為她注射男性賀爾蒙只有數月的時間吧。二十歲出頭，她開始經歷抑鬱和性別焦躁（gender dysphoria）。跟很多在網上獲得跨性別資訊的年青人一樣，史密斯以為變性為男性，是解決情緒問題的出路。「我擁有最支持我變性的環境：輕易獲得賀爾蒙、肯定我的群體和會支付醫療費用的保險」，然而，「在我作出嚴肅的醫療決定之前，我沒有可以幫助我仔細檢查潛在問題的治療師。」就在第一次見醫生時，史密斯被診斷出患有性別焦躁症，並為變性療程「開綠燈」。
在接受男性賀爾蒙注射僅4個月之後，史密斯進行了上身的變性手術（top surgery）——切除乳房。
史密斯還記得第一次注射男性賀爾蒙時，那份喜極而泣的感覺，她渴想自己很快是一個跨性別男生。然而「一年後，我蜷縮在床上，捂著切除乳房的疤痕，後悔地抽泣。」她自己也弄不明白。她認識一些人，對轉變帶來的結果十分高興，為甚麼她覺得一切都是錯的呢？慢慢她發現，她的性別焦躁其實是源於其他精神健康問題，可是，「麻木的傷疤、失去乳房、低沉的聲音」將會伴隨她一生。
她的經驗令她想提醒其他人，不要誤蹈她的覆轍。
《六十分鐘》減至13分鐘
羅伯遜（Julia Diana Robertson）是獲獎記者，她的文章見於Huffington Post及Quillette等。她在自己有份設立的平台表示，在2021年1月時，《六十分鐘時事雜誌》的製作人想製作一輯年青「後跨」的故事，正收集資料。然而，3月時跨性別運動的支持者知道了，便向製作單位施壓。結果節目播出時，「後跨」的故事被壓縮至只佔四分一內容——長約13分鐘，背景是美國阿肯色州（Arkansas）剛通過了一條新法例，禁止向跨性別兒童及青少年處方變性藥物和手術治療。儘管如此，「後跨」已很受鼓舞，因為這是他們的聲音，首次有機會在美國全國性廣播節目中被聽見。
著名電視新聞記者斯塔爾（Lesley Stahl）主持該集《六十分鐘》。在「後跨」的部分，還訪問了幾位業內醫生，以及人權組織代表等。美國兒科醫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AP）總裁比爾斯（Dr. Lee Savio Beers）否認對「跨孩子」的治療是實驗性質的。可是英國、瑞典和芬蘭等歐洲國家都先後發現，那些用於青少年變性治療的賀爾蒙藥物，其科學證據和效果等數據非常少。基於治療的後果影響深遠，這些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對「肯定式」的治療哲學施加限制。
欠缺謹慎診斷下展開變性療程 期望與現實落差大
史密斯是節目播出的第一位受訪「後跨」。就在她做了上身手術後，一切都不對勁：「我開始有一種非常令人不安的感覺，好像我身體的一部分不見了，幾乎是一種幻肢（ghost limb）的感覺，好像有甚麼東西應該在那裡。這種感覺真的讓我很驚訝，但又真的很難否認。」史密斯回到性別診所，質問醫生為何變性的程序沒有跟從世界跨性別人士健康專業協會（WPATH）的指引。她續說：「我不敢相信我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同時經歷變性（transition）和去變性（detransition），包括賀爾蒙和手術。這完全是瘋了。」
2007年，全美國只有一間主要的青少年性別診所，十多年後的今天，已快速增長至超過50間。WPATH現時的指引，要求向18歲以下的患者處方變性治療前，除了要得到父母同意，亦要先向治療師求診；18歲或以上的，只須在初步評估後，簽署同意書就可取得賀爾蒙藥物，至於變性手術，還是建議先向治療師求診。預期年底前WPATH會對有關指引作出重新評估。不過身為WPATH委會之一的安德生（Dr. Erica Anderson）承認，業界內有一些未有足夠訓練的醫生，而這些醫生不一定會跟隨WPATH的指引。
《六十分鐘》訪問了超過30位「後跨」青少年，全都對變性的決定感到後悔。主持斯塔爾問螢幕中的四位受訪者，是否覺得自己被盲目地肯定去變性。四人都不約而同舉手。當中，加勒特（Garrett）說：「我在變性的過程中沒有遇到足夠的阻力。我見了兩次醫生，第二次就取得跨性賀爾蒙（cross-sex hormones）的醫生信。」加勒特表示，僅僅使用了雌性賀爾蒙3個月後——WPATH指引要求一年——他便做了移除睪丸手術。稍後他又做了隆胸手術，但感覺比之前更差：「在我隆胸之前，我從來沒有真正想過自殺。但大約一星期後，我想真箇自殺。我甚至草擬了一個計劃，打算付諸實行。我不斷想到家人，阻止自己自殺。我現在怎麼能像其他人一樣，再次感覺是正常的？」
來自芝加哥的黛茜（Daisy）18歲開始使用雄激素，一開始甚麼也是美好的：「在你邁出的每一步，每一個里程碑之後，感覺就像中了大獎。當我做了上身手術時，我很高興；當我改名時，我很高興。但是當我完成所有目標時，我仍然覺得不完整。」
怕被指控傷害跨性別群體 醫學界不敢發聲
里柏（Dr. Laura Edwards-Leeper）是首間青少年性別診所的首名心理學家，診所位於波士頓兒童醫院。她認為上述的情況涉及不道德及不負責任的行為。被問到她和同事間對此有甚麼意見，里柏說大家都不敢聲張：「每個人都非常害怕說出來，因為我們害怕被認為不去肯定或不支持這些年輕人，或者做一些傷害跨性別群體的事情。即使一些醫生本身是跨性別者，也有同樣的憂慮。」
主持斯塔爾問史密斯，「後跨」後悔變性的故事，會否在政治環境中被利用來反對跨性別人士。史密斯回應，她們要求治療師對求診青少年提供更多幫助，以及長期追蹤他們的健康狀況，這樣，每一個求診者也得到好處。
英國貝爾案（Bell v. Tavistock）
政治環境在不同地方，可以有很不同的狀況，但「跨孩子」的爭議，卻似乎高度相仿。英國的貝爾（Keira Bell）同樣是在十分肯定「跨孩子」訴求的氛圍下，16歲便踏上變性路，並於20歲切除乳房。可是一年後，她卻開始走回頭。對於性別診所在她仍然年輕時，沒有好好把關，只是依從她的意願展開變性治療，貝爾十分惱怒。她認為醫生當時應該謹慎質疑她的決定，她便不一定會走上這條影響終身的道路。她現時走到街上，間中仍會被以為是男生。於是，貝爾加入一宗訴訟，質疑青少年沒有足夠能力作出真正的知情同意決定。去年（2020年）12月，高等法院3名法官一致裁定貝爾一方勝訴。法官表示，14-15歲能夠充分明白治療後果，然後給予同意，是「非常可疑」（very doubtful）；至於13歲或以下者，更是「不大可能」（highly unlikely）。而16-17歲，法官建議醫生在開始治療前，先取得法庭批准。此案在剛過去的6月23-24日進行了上訴聆訊，現時尚待裁決結果。
撇開政治爭議，「後跨」的聲音值得好好聆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