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珊（研究主任）
去年（2019年）10月，一份在《美國精神病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刊出的研究顯示，性別重置手術（變性手術）有助改善跨性別人士的精神健康。該研究獲媒體廣泛報道。可是基於眾多質疑，期刊編輯重新評估該份研究，到今年（2020年）8月初，期刊刊出修正啟示，研究員亦承認進行變性手術者，比沒做變性手術的跨者「更可能因焦慮症而接受治療」。
該份原聲稱變性手術有助改善跨性別人士精神健康的研究，由耶魯大學的研究員進行。有關研究使用了瑞典2014年人口登記數據（Swedish Total Population Register，在14年12月31日，瑞典人口約975萬），再透過國家病人和藥物登記資料，找出在2005-2015年共11年間，所有獲診斷為性別不一致（例如性別認同障礙）的人口資料，總數為2,679名。當中，接受各式性別重置手術（包括上身［胸部］手術、下身［生殖器官］手術、皮膚或喉部手術）的共有1,018人。接受下身手術的人剛超過一半，有540人，平均每年不足50人。研究表示，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後，隨著時間過去，越少尋求精神健康治療，並達到統計顯著（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研究總結道：「在首次總人口……研究中，性別確認手術與降低精神健康治療可能性之間的縱向聯繫（longitudinal association），為……性別確認手術的決定提供了支持。」
去年研究公布及獲各大媒體報道後，德州大學（奧斯丁）社會學教授Mark Regnerus已指出，研究的數據能否支持研究員的結論大有疑問。首先，研究本身也有提及，使用賀爾蒙後沒有改善精神健康問題，但這點卻不為媒體關注；另外，對於接受各式變性手術的人士來說，分析顯示從最後一次接受手術起計，尋求情緒和焦慮治療的機會，每年遞減約8%；但圖表卻展示另一幅圖畫：自上一次手術後，起初9年，接受精神健康診療的比率一直維持在三十多個百分點，直到第10年或以後，才突然下降至21%。而且，踏入手術後第10年或以上的，只有19人。Regnerus指出，只要在那19人中，多3個人在2015年尋求精神治療，就會使手術後減少精神健康問題的優勢取消，換言之，研究的結果可說是十分脆弱的。
2019年耶魯大學研究中的圖表顯示，有別於內文聲稱，對上一次性別重置手術後的1-9年內，跨性別人士需要尋求精神問題治療的比率一直維持在30多個百多點，直到第10年或以後，才突然下降至21%。而且這組人只有19個樣本。
由於該研究受到多人質疑，期刊編輯另外邀請學者做統計評估，並將有關評估結果及質疑信件轉寄給研究員。期刊編輯信納評估員的結論，貼出修正啟示，指該研究既非前瞻性研究，也非隨機對照研究，因此研究的結論「太強」（too strong）。另一方面，研究員額外進行的分析比較顯示，進行變性手術者，比沒做變性手術的跨者「更可能因焦慮症而接受治療」。這結果，與研究的結論背道而馳。
長期關注LGBT運動，著有When Harry Became Sally: Responding to the Transgender Moment一書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安德生博士（Ryan Anderson）也表示，他對變性藥物和手術沒有改善跨性別人士的情況並不意外，他指出：「甚至連奧巴馬政府也承認，最好的研究亦顯示［性別］重置手術沒有帶來改善。」他質疑媒體和醫生過分吹噓變性手術的效果，甚至聲稱這是唯一可接受的治療方案；尤其是兒童和年青人的家長，往往被告知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blocker）、跨性賀爾蒙和變性手術等，是治療他們孩子的唯一途徑。安德生博士續指，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後的死亡率，要到術後十年才開始明顯，所以媒體經常「販賣」只追蹤患者數年的研究，值得仔細留意。再者，現時最大型樣本的研究亦顯示變性賀爾蒙和手術，並沒有為性別焦躁患者帶來整全與幸福的術後生活，更不應再過分美化變性的藥物治療和手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