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婉珊(研究主任)
去年(2019年)10月,一份在《美國精神病學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刊出的研究顯示,性別重置手術(變性手術)有助改善跨性別人士的精神健康。該研究獲媒體廣泛報道。可是基於眾多質疑,期刊編輯重新評估該份研究,到今年(2020年)8月初,期刊刊出修正啟示,研究員亦承認進行變性手術者,比沒做變性手術的跨者「更可能因焦慮症而接受治療」。
該份原聲稱變性手術有助改善跨性別人士精神健康的研究,由耶魯大學的研究員進行。有關研究使用了瑞典2014年人口登記數據(Swedish Total Population Register,在14年12月31日,瑞典人口約975萬),再透過國家病人和藥物登記資料,找出在2005-2015年共11年間,所有獲診斷為性別不一致(例如性別認同障礙)的人口資料,總數為2,679名。當中,接受各式性別重置手術(包括上身[胸部]手術、下身[生殖器官]手術、皮膚或喉部手術)的共有1,018人。接受下身手術的人剛超過一半,有540人,平均每年不足50人。研究表示,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後,隨著時間過去,越少尋求精神健康治療,並達到統計顯著(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研究總結道:「在首次總人口……研究中,性別確認手術與降低精神健康治療可能性之間的縱向聯繫(longitudinal association),為……性別確認手術的決定提供了支持。」
去年研究公布及獲各大媒體報道後,德州大學(奧斯丁)社會學教授Mark Regnerus已指出,研究的數據能否支持研究員的結論大有疑問。首先,研究本身也有提及,使用賀爾蒙後沒有改善精神健康問題,但這點卻不為媒體關注;另外,對於接受各式變性手術的人士來說,分析顯示從最後一次接受手術起計,尋求情緒和焦慮治療的機會,每年遞減約8%;但圖表卻展示另一幅圖畫:自上一次手術後,起初9年,接受精神健康診療的比率一直維持在三十多個百分點,直到第10年或以後,才突然下降至21%。而且,踏入手術後第10年或以上的,只有19人。Regnerus指出,只要在那19人中,多3個人在2015年尋求精神治療,就會使手術後減少精神健康問題的優勢取消,換言之,研究的結果可說是十分脆弱的。

2019年耶魯大學研究中的圖表顯示,有別於內文聲稱,對上一次性別重置手術後的1-9年內,跨性別人士需要尋求精神問題治療的比率一直維持在30多個百多點,直到第10年或以後,才突然下降至21%。而且這組人只有19個樣本。
由於該研究受到多人質疑,期刊編輯另外邀請學者做統計評估,並將有關評估結果及質疑信件轉寄給研究員。期刊編輯信納評估員的結論,貼出修正啟示,指該研究既非前瞻性研究,也非隨機對照研究,因此研究的結論「太強」(too strong)。另一方面,研究員額外進行的分析比較顯示,進行變性手術者,比沒做變性手術的跨者「更可能因焦慮症而接受治療」。這結果,與研究的結論背道而馳。
長期關注LGBT運動,著有When Harry Became Sally: Responding to the Transgender Moment一書的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安德生博士(Ryan Anderson)也表示,他對變性藥物和手術沒有改善跨性別人士的情況並不意外,他指出:「甚至連奧巴馬政府也承認,最好的研究亦顯示[性別]重置手術沒有帶來改善。」他質疑媒體和醫生過分吹噓變性手術的效果,甚至聲稱這是唯一可接受的治療方案;尤其是兒童和年青人的家長,往往被告知青春期阻斷劑(puberty-blocker)、跨性賀爾蒙和變性手術等,是治療他們孩子的唯一途徑。安德生博士續指,接受性別重置手術後的死亡率,要到術後十年才開始明顯,所以媒體經常「販賣」只追蹤患者數年的研究,值得仔細留意。再者,現時最大型樣本的研究亦顯示變性賀爾蒙和手術,並沒有為性別焦躁患者帶來整全與幸福的術後生活,更不應再過分美化變性的藥物治療和手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