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雷競業博士；右：鄭安然先生

由本會及恩福堂社關部合辦的「《當哈利變成莎莉》——反思跨性別議題研習組」系列的首場已於2018年6月19日假恩福中心舉行，當日約70名參加者出席。首場分別由本會項目主任鄭安然先生及中國神學研究院副教授雷競業博士主講，由韋恩．安德生（Ryan Anderson）所著的《當哈利變成莎莉：回應跨性別時刻》第一及第二章。

鄭安然先生介紹安德生博士是美國傳統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除了接受電視台訪問，安氏的文章不僅見於美國各大報章如《紐約時報》及《華盛頓郵報》，以及學術期刊，美國最高法院法官也曾引用安氏的研究。

第一章：從文化、法律及醫學角度看跨性別運動的發展

《當哈利變成莎莉》第一章的標題是「我們的跨性別時刻」，內容集中在美國處境的三個不同領域：（一）文化；（二）法律及（三）醫學。在普及文化方面，推出以跨性別為題材的節目，部分更獲得提名和獎項。例如Larverne Cox是自我認同為女性的男性，真人演繹拍了以性別認同為主題的劇集，並獲得艾美獎提名。2014年，Cox被一女性雜誌選為年度女性。當一名專欄作家指出Cox其實不是女人的時候，跨性別運動人士抗議，逼使報章撤回文章及道歉。另一位普及文化的跨性別名人是前田徑運動員Bruce Jenner，在花甲之年變性（新名：Caitlyn Jenner），轟動美國，亦令美國人開始認識跨性別。

在法律層面，奧巴馬政府推動「性別認同」政策，向所有公立學校發信，性別設施的使用基於性別認同而非生理性別。若不遵從可能會失去聯邦政府每年數以百萬美元計的資助金額。奧巴馬政府把原本於1972年訂立的，原意在學校保護婦女和女童的Title IX，用作侵犯她們的私隱、安全及平等權利。另一方面，當北卡羅萊納州立法規定要依生理性別使用洗手間等設施時，卻被其他州份及跨國企業凌駕，揚言杯葛北卡州，使它蒙受重大經濟損失，意圖逼使讓該放棄立法。然而後來個別企業卻被揭發雙重標準。

跨性別意識形態亦影響醫學實踐。John Hopkins Hospital原是著名治療性別認同焦躁的醫院，後來精神醫學部門的主管Paul McHugh發覺變性手術並沒有解決病人的心理健康問題，性別也無法真正改變，最後決定關閉整個進行變性手術的部門。可是，在跨性別人士抗議下，醫院於2016年重新提供變性手術。LGBT運動倡議組織如「人權戰線」（Human Rights Campaign, HRC）不斷向一些仍敢反抗他們的機構或人士施壓。另一個受害人是加拿大的性別焦躁權威Kenneth Zucker醫生，被所屬醫生解僱，由他主管的性別診所亦隨即關閉。

第二章：變性運動背後的思考方法

在進入第二章的內容以先，雷競業博士強調要區分變性運動與變性人士。從個人層面，教會及信徒應以愛為本，本著愛鄰舍的原則關懷和牧養受困擾的變性人士或跨性別人士；另一方面，跨性別運動作為一場社會運動，卻會影響信徒，影響下一代，進而改變社會結構。那麼，在關注少數人利益的同時，我們不能不問，誰會在這場運動中承受損失？這種制度公平、公義嗎？挑戰已臨到，形勢緊急，信徒要負起責任，預備抵禦那將臨的風暴，在社會層面講真理；反對並非單單基於聖經，而是追求一個對整體社會更好的制度。

雷博士表示，根據安德生博士所言，跨性別運動有一些假設，其中之一是性別身分（Gender Identity）是天生不能改變的，而且不容挑戰，否則便是不尊重他們。順著這思路，如果性別身分無法改變，那麼當一個人自覺性別身分與生理性別（biological sex）不符而感到困擾時，要改變的便是自己的身體。而且，跨性別運動認為，如果跨性別人士對自己的身體感到不舒服，他們有獲得改變身體狀況的權利，例如切去性器官遷就自己的心理狀況。當中的重點是：「我有一項權利，社會要提供改變我身體的方法，以致我對身體感到舒服……如果我的性別身分與身體不配合，對我而言是終身的虐待，所以社會要幫我改變身體，這是我的人權」。然而這些假設合理嗎？譬如有人覺得自己的鼻子不夠高挺，並因此感到十分抑鬱及想到自殺，那麼政府是否便有責任提供鼻樑整形手術給他呢？

另一種跨性別運動的假設是性別身分是一個人的核心身分，因此如果不能表達出來，等於壓制了他們的這種核心身分。意思是，如果一個男人認為自己是女人，就要讓他使用女洗手間，否則便是否定他的核心身分，這是十分不人道的。甚至，區分變性女人與真正的女人，也是一種壓制，外國有些地方會更改出生證明書的資料，保護變性人士的私隱。然而，這種政策卻有機會出現結婚後才發現配偶原來不是異性的荒謬情況。

由於跨性別人士面對不少歧視，他們亦要求一套法律保護他們。譬如假設一個男人認同自己是女性，在使用女洗手間時把瑪麗嚇著了，根據跨性別運的意識形態，要被教育的，不是那跨性別人士不應使用女洗手間，而是瑪麗不應因為與跨性別人士共用洗手間而感到不安。他們的理由是性別身分是他們的核心身分，無法改變；但對瑪麗的情況而言，卻不涉及她的核心身分，因此法律應教育瑪麗。

然而，跨性別運動的假設問題重重，譬如說現時並未找到性別身分是天生不可改變的科學證據；再者，如果跨性別可能，又是否有跨種族、跨國籍呢？假設一個人自我認同為美國人，別人是否就要當他是美國人，給予他美國公民身分呢？此外，現時已知自閉症有基因因素，這樣又是否等於應讓自閉症患者「順其自然」，活在自己世界，不去試圖幫助他打開心扉，幫助他學習呢？如果自閉症的情況值得花心力幫助，同一邏輯，若一個小孩，對認同自己性別「天生」有困難，我們豈不也應該投放資源嘗試幫他認同自己的原生性別嗎？

儘管跨性別運動種種的問題，雷博士寄語信徒在回應時，要避免醜化跨性別群體，要用理性的態度回應。而且應正視社會和教會中對性小眾的壓迫，學習牧養他們。從小教導孩子，聖經如何看公義，並如何在世俗社會追求公義，教導他們正確的價值觀。

有與會者問到，當教會有肢體變性時，教會應如何面對。雷博士認為不同教會有不同處理方法，應予尊重，但他希望有教會可以讓變性人以變性後的身分加入教會。另有參加者肯定將跨性別人士與跨性別運動分開的進路，然而他卻想知作為信徒在當中有何角色。鄭安然先生認為，在教會主日學層面可培育小孩子的性別自信；在成人層面則鞏固父母角色，尤其鼓勵爸爸參與其中，成為孩子的模範。另一方面，信徒亦可像《國王的新衣》中的小孩子，發聲講出真相，拒絕謊言。對於有信徒表示身邊的基督徒彷彿都不願出聲回應跨性別運動，怕傷害這些小眾，雷博士分享自己的經驗：當了解到性解放運動或LGBT運動裡面的受害人時，便開始關注；雷博士坦言不會針對性小眾，但卻關注這些運動背後的意識形態對社會大眾的深遠影響。當能夠從其他受傷害的人的角度去看這問題時，基督徒就能明白為何我們需要站出來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