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性罪行說不——關愛同行、防範未然」第二講花絮【6/2/2018】

江寶祥 關啟文

左起:本會主席浸大宗哲系系主任關啟文教授、明愛朗天計劃督導主任及性治療師江寶祥先生及當晚主席豐盛生命堂區牧李天佑教師。

#Me Too事件方興未艾,然而大眾關注的焦點往往聚焦於同情受害人,並指責侵犯者。當然這不是錯,只是忽略了侵犯者——除了負擔罪責外——需要別人幫助重建人生,學會尊重別人和自己。由香港性文化學會舉辦的「向性罪行說不——關愛同行、防範未然」講座第二講已於2018年2月6日晚上假座基督教牛頭角潮人生命堂舉行。當晚邀請到明愛朗天計劃督導主任及性治療師江寶祥先生從幫助性侵者重建人生的角度,更廣闊地認識性罪行。另外,我們主席香港浸會大學宗哲系教授兼系主任關啟文教授則帶出性暴力的文化原因。

江寶祥:人不是問題,性侵犯才是問題

明愛朗天計劃於2008年成立,幫助曾做過性侵犯或有此想法的人士,克服對自己的負面標籤,重整健康的價值觀,重新投入社群。江寶生先生曾做過街頭訪問,了解大眾對性侵犯者的看法,發覺社會大眾對侵犯者往往有非常負面的看法,包括稱為「變態」,並會覺得他們危險。原來,去到找江先生求助的性侵犯者,也會這樣看自己,覺得自己不堪和污穢,希望性侵犯他人這個「病」能得到醫治。

江先生指出,以「疾病模式」看性侵犯者的問題,彷彿假設了性侵犯行為是一種病態,並且侵犯者不能自控。另一方面,由於侵犯者是「受病態影響,無法自控」,預防性侵犯的責任便落在女性肩上:「如果我們繼續用[疾病]模式的時候,其實對於被性侵犯的那位[女士],豈不是很不公義嗎?固然她給人侵犯,已是一件不公義之事,如果侵犯者是因為病態控制不到的時候,不正如剛才所說,是她不好彩才遇到?」然而,侵犯者可以對抗侵犯的問題,而不作出侵犯的行為嗎?過去八年,江先生接觸過七百多位受性侵想法困擾的男士,發覺他們同樣有掙扎、歉疚、自責和羞愧。

江先生認為「人不是問題,性侵犯才是問題」,當他和求助者傾談時,會引導他們找出影響他們有犯案衝動的因素,協助他們尋找對策,並幫助他們了解性侵犯帶來的後果。江先生提到一個個案,他要求求助者重述「偷拍」的過程,求助者表示首先他要留意四周是否有人,又要確保手機的閃光燈要設定在關閉的模式,甚至調較至螢幕不會顯示拍攝的畫面。在憶述的過程中,慢慢他發現,原來偷拍的時候,他首先要控制很多步驟;他開始醒悟過來,發覺自己其實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為。

談到如何幫助曾做出或有性侵念頭的男士,江先生主張要從接納和尊重開始,將人與性侵行為分開看待,並透過輔導讓他們看到自己有價值的身份。部分朗天計劃的參加者會參與支援小組,跟其他同路人共同對抗性侵犯的念頭。其實我們每個人也可以出一分力,譬如留意有甚麼因素,在社會助長性侵犯的發生,可能是從權力不平等而來的欺壓、對追求「成功」的單一標準、身體商品化或資訊科技太先進和普及等等。

關啟文:性解放思想淡化性暴力

承接江先生最後帶給會眾的問題,關啟文教授認同社會大眾也可出一分力防止性侵犯。關教授表示沒有人天生便是性罪犯,是一個演變的過程,受內在和外在因素互動影響。外在因素包括將女性塑造成工具化的觀念。因此,一方面施害者要對性侵的行為負責,另一方面他同是承受文化影響的受害者。從這角度看,每個人應對不良文化說「不」,家長應教導孩子良好價值觀,令他們自小培養出抵抗不良文化的免疫力。

關教授提到香港性文化學會多年來反對性解放,因為看到它對個人和社會帶來實際的傷害。性解放思潮會淡化性暴力,譬如多年前理工大學副教授何國良曾說過被強姦毋須看得那麼嚴重,當丟失了一部手機那樣。也許他有良好意願,不想受害人整個人生糾纏在性侵犯的夢魘中,然而將被強姦比喻作丟失手機,則會將「性」鎖碎化(trivialize),進而把性侵犯鎖碎化,是一體兩面的;性是人性裡重要的一面,性鎖碎化,同樣帶來人性的鎖碎化。因此性解放不是只關乎性開放衍生的道德問題,而是將人「工具化」,如康德哲學所說,將人視為工具,而非目的本身;其次,將被強暴比喻作丟失手機,這種將性鎖碎化的思想,也會傷害侵害者,誤導他們以為性是一件很隨便的事,以為強暴並非很嚴重的罪行,也不懂得尊重女性。

性解放人士也會將性交比喻作「握手」,然而循此思路,強姦可視作強逼握手嗎?當然不可以,可見兩者不應相提並論。台灣的卡維波寫了本書,名為《性無須道德》,提到性侵犯是很嚴重的這觀念是虛構的,應將之解構。然而很多案例顯示,女性受性侵往往對心理做成很大影響,如曾受性侵的阿蓮指出:「被強暴後,身體上的傷害還是其次,最重要的還是心靈上的創傷。……對女性來說是一種侮辱,極度不尊重女性的價值及尊嚴!」淡化性暴力的後果,會加深對女性的傷害。這種倡議基本的問題是將性應該有的意義和尊嚴取消,將之鎖碎化。

關教授續指,「色情」是性暴力另一個重要支持,因為色情基本上將人工具化,將女性身體作販賣之用,增加銷路。如果人是工具,只要能做就甚麼都可以去做,因為人只是一件物件,沒有內在價值,用完即棄,也就是性的「物化」(objectification)。大約在1997年,關教授有份發起的組織「關注色情文化小組」曾做關於色情副刊的研究調查,發現愈常觀看色情副刊的受訪者,對性的態度愈開放,愈能接受偷窺和非禮,甚至當不會被法律制裁時,更傾向會犯下強姦的暴行。當年青人長期浸淫在這些色情資訊當中,讓人擔心他們的性價值觀會被扭曲,甚至日後走上性侵之路。面對色情資訊氾濫,關教授有感文化更新是一條艱辛的路,但他寄語每個人都應該做,共同建構男女平等的社會。

在答問環節,有與會者表示教會在接納性罪犯一事上似乎有所缺欠,擔心當這些人孤單時會再犯。江寶祥先生回應指出,正正需要將人與問題分開,幫助他們重寫生命故事,教會也應該學習如何接納他們。關啟文教授補充,有一些基督教背景的NGO有辦一些團契,供更新人士參與,關教授認為教會可多發展相關事工,組織團契互相守望,特別是為他們找到工作。另外一名女士問到,她朋友的兒子有偷拍習慣,父母曾帶他見醫生,又帶他返教會,都無法改變他的行為,父母覺得無助要放棄。兩位講者不約而同認為每一個個案都有其背後的原因,須要了解這些背後影響的原因。關教授指出年青人面前尚有很多路要走,千萬不應輕言放棄,行為背後導致的原因千變萬化,必須加倍關心,並向專業的精神科醫生及輔導員求助。也許要一段長時間,等他自我覺悟,父母仍要不離不棄的關愛。另一方面,儘管教會未必能提供即時協助,但信仰仍是十分重要,到最後這些人需要仰賴神的恩典,自我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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