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霸權?—-從『政治正確』看西方左派平權運動」研習組已於4月19日舉行，出席人數逾五十人。當晚請到專研國際關係的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沈旭暉博士，以及本會主席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關啟文博士主講。

沈教授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分析政治正確與「左翼」、「右翼」的互動和關係。他笑言自己在英美讀書的時候，接受的便是左翼自由派的教育，大學迎新時早已獲告知一套政治正確的語言潛規則。直到十年前回港，主動接觸保守派人士，才開始了解右翼的觀點。

沈教授指出「政治正確」一詞首見於1934年一份報章，當時談到納粹德國的語言規範。這個詞語隨著社會和文化變遷，所盛載的內涵亦相應變動。過去數十年「身份政治」漸漸成為左翼人士關注的焦點，保護弱勢和推廣多元主義成為主旋律，「政治正確」在這時代最為盛行。

爭奪資源

沈旭暉博士

從政治科學的角度分析，左翼運動自然始於崇高的理念——爭取平等和保護弱勢，但背後仍有其脈絡背景和政治計算。當時正處於冷戰時期，左翼的平權運動站於道德高地，有助取得「話語權」，以及爭奪有形和無形的資源，其中一個例子是左翼壟斷了學界。有說著名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當年身居大學學系系主任之職，卻整天投入運動，荒於管理。另一方面，左翼運動亦慢慢建立出新階級，令資源重新分配。譬如「種族不滿的工業」體系就是這樣一套能夠自我維持和延續的「有機生態系統」：首先弱勢人士作出投訴，然後由律師跟進和追討，若成功取得賠償由雙方瓜分（訴訟），接著會有傳媒、金主出現，大學捐款亦與之掛勾。

脫離群眾

為甚麼群眾漸漸對左翼精英不滿呢？沈教授續指，起初反全球化的人士，由左翼人士帶領，但在一些民生議題上，卻無法回應民眾的訴求，漸漸本土主義的聲音愈來愈響亮。譬如新移民問題，民眾關注過多新移民會影響他們的就業和生計，但左翼政府基於保護弱勢的前提，只能否認新移民是問題的源頭，往往被民眾批評「離地」。沈教授指，美國總統特朗普便是看準形勢，刻意利用政治不正確爭取草根階層支持，令原本是民主黨票源的草根階層，紛紛改投特朗普，寧選一個他們認為會解決民生問題的領袖。

沈教授認為社會發展有如鐘擺，任何一個運動也無法壟斷整個社會的論述，現時已開始向右回擺，相信情況會持續，傳統精英在互聯網盛行的年代將會受到嚴峻的挑戰。

政治正確：文化改革及制度化保障

關啟文教授

關啟文教授則從哲學和思想內容的角度更細緻地闡述政治正確的底蘊和實際影響。關教授指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美國興起關注少數族群受歧視的運動，他們認為單有一些保障平等的法例並不足夠，還需要深入的文化改革和制度化的保障，包括反歧視法和仇恨罪（hate speech/crime law）等。伴隨著身份政治，大學開始興起「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和「酷兒研究」（Queer Studies）等，又推行政治正確的語言規範（speech codes），如學生不遵守，往往受到批評，甚至扣分。然而，左翼平權運動往往有一種過於簡化的二分思考方法，將人分為「壓逼者」與「被壓逼者」，前者被視為罪惡的源頭，動輒得咎；後者則總是清白無辜或情有可原，這種僵化的區分卻往往導致其他不平等的情況。

思想審查

關教授認為保護弱勢並無爭議，應該支持，可是當左派平權運動為弱勢發聲之餘，卻不讓其他人發聲，這樣便會為一般人所詬病。例如最近美國校園發生的一宗示威事件，一位美國右翼學者Charles Murray到佛蒙特州一所大學演講，遇到大批學生激烈示威，令演講無法繼續進行，被逼更改場地並透過直播進行，才能順利完成。離開時再遇學生抗議，拉扯間一名女教授受傷。事後她發表公開信，呼籲學生尊重言論自由，聆聽不同意見人士的想法，並應以理服人。示威學生批評Murray種族主義、性別歧視和反對同性戀者，然而，其實Murray是支持同性婚姻，反映示威學生並沒有真箇理解Murray的主張，便將一籃子標籤貼在他身上。

關教授指出，問題關鍵並非示威學生不同意Murray的觀點，而在於學生甚至不讓Murray表達他的觀點，他們要求校方取消Murray的演講，彷彿Murray到來會威脅黑人的生存一般，這種態度猶如「上綱上線」。時移勢易，今天大學氛圍，並不像會因為一些批評黑人的言論而導致襲擊黑人的事件，但示威學生仍固執地杜絕所有反對意見，顯得不合理。關教授表示欣賞女教授的古典自由主義（classical liberalism）立場，認為這樣更有利社會和平共處。

「平權」應是每個人享同相同權利

儘管關教授批評政治正確，但他強調並非反對平權，然而平權應該是指每一個人不論身份、族群，都享有同等的，普世認同的人權，例如不應該基於膚色而拒絕給予工作機會，或剝奪他的言論自由。至於反過來以某特定身份作出區分，予以特別保護，則未必是真正的平權。這樣反容易導致過於簡化的二分法，例如男人被視為壓逼者，女人是被壓逼者，然而，女性不一定是弱者，有時也會成為強勢的一方，如對著小孩子的時候；小孩子看似弱勢，但對著更年幼的孩子，也可以是欺負他人的一方。因此，若以身份界定對與錯，並用社會政策偏向一方，有欠靈活性之餘，也可能導致不公平。

貶低理性　著重政治效果

另一個政治正確的弊病，是以政治化的術語取代批判性的學術研究。例如需要強調女性的獨特身份時，稱之為女性的特質；但論到服從、柔弱這些她們認為是不好的特質時，卻全部歸類為社會建構，換言之，這類研究的理論著重希望達到的政治效果，而不講求嚴謹的學術論證。關教授提到他反對性傾向歧視立法的經歷：如果說社會反對的聲音不大，對方便聲稱既然反對聲音不大，理應立法；相反如果反對的聲音響亮，對方這時便會轉口風，表示反對者眾代表歧視嚴重，更應立法，缺乏理性討論的空間。

其他對政治正確的批評包括虛假的多元：只著重某些被選中的族群，並非支持真正的多元；扭曲事實：譬如為避免「恐伊斯蘭」而中止調查「榮譽殺人」的暴行；排斥宗教：將聖誕節去宗教化、逼使天主教背景的領養機構接納同性伴侶的申請；雙重標準：如白人針對黑人的暴力會遭嚴重譴責，相反黑人的暴力行徑卻淡化處理；以及逆向歧視：包括隱性的正向歧視（positive discrimination）及直接針對異見人士的情況。

公平、理性和對話

一如既往，關教授未有足夠時間講完預備了的十四頁筆記，他總結表示，今天的平權運動，已經歷了「範式轉移」。我們想當然以為平權代表追求男／女兩性平等，但以台灣為例，性平教育塞進了很多性解放的思想，已不是六十年代馬丁路德爭取的民權運動。儘管政治正確的動機良好，但現在已偏離自由主義所代表的價值：公平、理性和對話，關教授認為，社會該走的路，是堅持讓小眾（包括同性戀者）獲得基本人權，得到社會包容；然而，若標籤異見人士為壓逼者，或以法例懲罰異見人士，則並非可行的出路。

香港政治正確風未盛

在答問時間，聽眾關心政治正確對社會做成的影響，以及解決之道，亦關注互聯網似乎會促進兩極化，令社會進一步撕裂。就香港大學的政治正確現象而言，關教授表示儘管受西方影響，也許華人較不注重意識形態，因此未見政治正確在香港有很強的影響，只是同性戀議題較能見到政治正確的影子，譬如在不少年青人眼中，反對同性戀議題彷彿已變得不可接受。

從宏觀的角度，沈教授認為民間的意識形態就像一個鐘擺，擺到一點便會回擺，不用過慮，而且香港的經濟規模也不大可能出現像外國一樣的，有助催生政治正確的龐大經濟利益體系。沈教授同意互聯網社交媒體的運作形式鼓勵了一些偏激的言論滋長，但他認為互聯網世界始終跟現實世界有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