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國一份研究指出青少年嘗試自殺率下降，與制度化同性「婚姻」相關；[1]然而，研究結果本身與它投射出的印象，兩者之間的差距值得關注。
研究指青少年嘗試自殺率降低與同性「婚姻」制度化相關
該項研究由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Johns Hopkins Bloomberg School of Public Health）雷夫曼博士（Julia Raifman）及其團隊負責，刊於JAMA Pediatrics同儕評審期刊。研究利用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每兩年收集一次的「青少年危險行為監測系統」（Youth Risk Behavior Surveillance System, YRBSS）資料庫，分析同性「婚姻」政策和青少年「嘗試自殺率」（受訪時過去一年內曾嘗試自殺）之間的關係。研究抽取了1999年至2015年，前後共17年的數據，高中生樣本數量達762,678個。
研究以州份為單位，將參與YRBSS調查的47個州份分成兩組，第一組是在2015年1月1日前已制度化同性「婚姻」的州份，共32個，它們被界定為實施了同性「婚姻」政策的組別；第二組是餘下的15個州份，受2015年6月美國最高法院判案約束而制度化同性「婚姻」，這組被視為沒有同性「婚姻」政策，用以比較的控制組。研究用了「雙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分析，先量度各州實施了同性「婚姻」政策前後兩年的「嘗試自殺率」的數據，再比較沒有相關政策的州份數據。結果發現，在同性「婚姻」制度化前（所有47個州份），加權後的高中生「嘗試自殺率」為8.6%，制度化後下降至8%，有統計上顯著差異（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0.6%；換言之，研究指出同性「婚姻」制度化後，高中生「嘗試自殺率」下降了7%。兩者只有相關性（correlation），而非因果關係。
另外，YRBSS資料庫中，有25個州份有問及受訪者的性取向，回答自己是LGBT（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的高中生多達231,413人。研究分析這些資料，發現制度化同性「婚姻」之前，高中生「嘗試自殺率」為28.5%，制度化後下降了4%，但研究亦指這項估算容易出現偏差。
政治宣傳
儘管研究表明研究結果有不少限制，但研究的結論卻肯定地表示已提供證據，顯示同性「婚姻」降低青少年嘗試自殺比率，更建議其他國家考慮同性「婚姻」時，要考慮有關政策帶來的精神健康結果。其實，研究的政治立場早已躍然紙上：「阻止同性婚姻的政策構成一種結構性的污名，因為這會把性小眾標籤成與別不同，又拒絕他們得到婚姻賦予的法律、財務、健康和其他好處。」顯然，這是帶有政治立場的宣稱，而非得到確立的科學事實陳述。
一如既往，媒體樂意報道有利同性「婚姻」的研究，未經深究便推銷同性「婚姻」與青少年嘗試自殺率下降相關的印象。
研究結果須小心閱讀
然而，當仔細看研究報告時，卻發覺疑問重重。首先，研究犯了一個很基本的錯誤。它計算有32個州份屬有同性「婚姻」政策，標準是2015年1月1日之前已制度化同性「婚姻」；其餘15個州份，被歸類為沒有同性「婚姻」政策的組別。可是，佛羅利達州（Florida）是2015年1月6日才制度化同性「婚姻」的，按研究訂下的標準，它應被歸類為沒有同性「婚姻」政策的組別，可是研究錯誤地將佛羅利達州納入有同性「婚姻」政策的組別。[2]簡言之，有與沒有同性「婚姻」政策的組別，應是31個對16個；佛羅利達州是一個高人口的大州，這個錯失不知會對結果造成甚麼影響，亦有機會扭轉整個研究的結論。
其次，樣本中LGBT高中生的比例超乎尋常地高。歐美幾個近期的人口普查顯示，只有約2-3%受訪者自我認同為LGBT人士。可是，今次的YRBSS資料庫竟有逾三成樣本自我認同為LGBT人士（加權之後的中位數是12.7%），而且，這數字只計算了47個參與州份中的25個州份內的LGBT高中生——因為只有這些州份有收集性傾向數據，換言之，其餘22個州份的LGBT高中生尚未被算進去。對於高得離奇的LGBT樣本比例，研究沒有一言片語交待。雖然這研究不是作出一個普遍的結論，毋須嚴格要求樣本具代表性，然而，樣本出現嚴重傾斜，似乎應受到關注。
第三，收集LGBT數據的州份絕大部分屬有同性「婚姻」政策。25個有收集LGBT數據的州份中，僅4個被歸類沒有同性「婚姻」政策的組別，而且當中大部比是人口少的州份。[3]兩組樣本數量比例懸殊，也許「雙重差分」分析仍有一定比較意義，但應該註明提醒讀者。研究僅含糊地表示「這些估算容易出現偏差」。
外界質疑
此外，德州大學（奧斯丁）副教授Mark Regnerus對上述研究提出了四個質疑。第一，太大量樣本，反而使數據容易出現錯誤的統計學上差異結果；第二，研究員忽視了其他YRBSS資料庫數據提供的資料，如「曾想自殺」、「計劃自殺」和「曾自殺不果，並須接受治療」等，Regnerus質疑也許是因為其他資料都沒出現統計差異；第三，為何研究沒有獨立分開男同性戀、女同性戀和雙性戀估算？是否因為數據顯示「嘗試自殺率」由雙性戀高中生帶動？第四，研究只關注「污名」（stigma）作為高中生嘗試自殺的單一原因，卻忽略其他有量度工具可應用的可能因素。最後，Regnerus指出，一項研究顯示，有17%報稱只曾與同性有性接觸的青少年曾被強逼發生性行為——63%高於只曾與異性有性接觸的樣本，而上述研究卻沒有考慮性侵犯這個原因。
結語
縱觀這份研究，其實它說明的很有限：透過統計分析樣本，發現制度化同性「婚姻」後，（樣本中的）高中生的「嘗試自殺率」下降了7%，可是兩者並非因果關係，即是說原因不明。研究結論聲稱已提供證據顯示同性「婚姻」導致青少年「嘗試自殺率」下降，這說法有點誤導。
儘管這份研究疑問重重，卻引起不少媒體關注報道，相反，上年一份瑞典研究發現，已婚同性戀者自殺風險高2.7倍，這種政治不正確的數據，卻提不起媒體報道的興趣。有關研究使用瑞典政府的資料庫，將六千多的已婚同性戀者（包括民事結合）和接近120萬其他已婚人士比較，發現整體同性「婚姻」人士的自殺風險高出 2.7倍。瑞典已是對同性戀非常友善的國家，研究結果反映同性戀者的精神健康問題，未必與外界的歧視有關。
因此，我們宜小心閱讀不同的研究報告，保持批評性，不能盡信媒體的報道。
注釋：
[1] Raifman J, Moscoe E, Austin SB, McConnell M.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nalysis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State Same-Sex Marriage Policies and Adolescent Suicide Attempts. JAMA Pediatr.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 2017. doi:10.1001/jamapediatrics.2016.4529
[2] 參網上補充資料「eTable 2」。
[3] 參網上補充資料「eTable 1」。
